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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正抓住感情弦拼命弹 　　影院内，当银屏中的男主人公李高成把吃饭的台子掀掉时，全场观众鼓起了掌；影片放完后，有些地方的观众放起了鞭炮。这部影片就是《生死抉择》，从暑期一直上映到国庆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高潮，自发购票的观众排成了长队。不少观众看之前在疑惑：“一部国产电影，没有进口大片的宏大场面，没有高科技特技手段制造的视觉奇观，没有帅哥靓妹，更没有‘拳头加枕头’，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轰动？”看完影片后，人们感到：“这样的电影不引起轰动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电影不引起轰动说明中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令人欣慰的是，麻木不仁的只是越来越单调的国产电影，而不是观众。《生死抉择》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力作，因触及社会矛盾、提出重大社会问题而引起观众的追捧。 　　在2000年国产电影面临着汹涌的市场大潮而生死抉择时，影片《生死抉择》总票房达1.2亿元，成为当年票房冠军。它也是我国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直到2009年群星云集的《建国大业》上映，一直是票房最高的主旋律影片。 　　11年后，当笔者在咖啡厅向影片的导演于本正提起《生死抉择》的辉煌时，他感叹道：“都过去那么些年了！”继而一阵沉默，面带微笑，似乎回想起什么，记忆的阀门也由此打开。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里，笔者跟随着他重拾过往的光阴，并解开了“为何他导演的电影总能触动观众心弦”的疑问。原因在于，于本正一直牢记着沈浮导演的一句话：“抓住感情的弦拼命地弹。” 　　 　　“情”弦之一：真切的体验和创作冲动 　　 　　于本正，1941年生于上海。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第一创作集体主任、副厂长、厂长。 　　儿童时代，每当夜幕降临，于本正都会搬着一个小板凳到街道旁“乘风凉”，听大人讲故事，也由此培养了对文学的喜爱。而这种文学情结延续到了他早期影片的拍摄中。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于本正就对艾芜的《南行记》很感兴趣，觉得这是本很奇特的小说集，里面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成为导演??，他也经常把这本小说随身带着，有空就翻翻，希望有一天能把它拍成电影。神奇的是，幸运女神仿佛听到了于本正的心声，“拍完《魂系蓝天》后的某一天，徐桑楚厂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去了之后才知道，是让我把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改编成电影《漂泊奇遇》。太意外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而且这个电影还是拍宽银幕，当时拍宽银幕就意味着是重点片。”于本正有些激动地回忆说。1983年于本正拍完《漂泊奇遇》，在编辑室内剪片，隔壁的剪辑室里正好是孙道临在剪《雷雨》，他们就经常到对方的剪辑室串门。有一天于本正忍不住问孙道临：“为什么选择拍摄《雷雨》而不是《日出》？”于本正认为从电影化的角度来讲，曹禺的《日出》比《雷雨》更容易拍成电影。孙道临回答说是个人的偏爱。“当时我想如果让我拍曹禺作品的话，肯定是要拍《日出》的。”有意思的是，过了没多久，徐桑楚厂长又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任务：拍摄一部宽银幕的电影――《日出》，让他欣喜不已。 　　如果说年轻时于本正比较偏爱名著改编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他开始更加关注当代社会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和一生从事创作的惯性，已经形成。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的艺术良心和贯串始终的创作动机。”于本正说。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他拍出了一系列被称为社会派的电影：《走出地平线》《信访办主任》《生死抉择》等。 　　拍《走出地平线》时，于本正时任上影厂厂长，本打算专心做行政，暂时告别一下导演工作，不料一次参观让他“食言”了。参观时，于本正看到了一张红手印包干书，这是一直生活在贫困饥饿之中的小岗村的农民们绝望之下签下的生死状，为了生存，他们冒险实行“大包干”，并相互约定，如果谁被抓了，其余人就负责照顾好他的家人。“这是农民以死来追求生存权啊！”这个感人又悲壮的故事一下子“袭击”了于本正，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走出地平线》成为了他任电影厂厂长期间拍摄的唯一一部影片，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作品奖。 　　访谈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回忆起名著改编片，还是现实题材片，甚至是儿童剧，于本正都激情澎湃。他坦言，每一部戏都是剧本首先感动了他，他才着手创作的。“我始终认为，没有真切的体验和创作冲动，即使有熟练的技巧和经验，有良好的电影工业系统在支撑着你，也还是不能产生优秀作品的。” 　　 　　“情”弦之二：真诚的、真实的东西才能感动观众 　　 　　“在拍摄的过程中，你特别注重什么？”“好看。”“如何让影片好看呢？”“首先出发点是真诚。真诚的、真实的东西才能感动观众。那些为了迎合观众诞生的低级趣味的影片，虽然一开始也可能有很高的票房，但不能长久。” 　　《生死抉择》的题材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