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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皇太极人文春秋 　　#8226; 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正式继位,使得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权危机成功“软着陆”,并形成了以皇太极为大汗的四大贝勒共同执掌政权的政治格局。 　　 　　努尔哈赤在世之时,八大旗主贝勒尽管互不干涉各旗内政,互不服气,但对努尔哈赤却十分恭顺,不敢违背他的旨意。皇太极初登王位,处境十分尴尬:明为天子,实不过一旗之贝勒。无论从辈分、实力、威望哪方面看,都不能与“先汗”相比。 　　 　　在满洲贵族中传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 　　 　　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刻体会的皇太极就将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士”作为他重要的选择:通过扶植以文馆诸人为代表的儒臣势力来抑制骄横跋扈的军功集团,从而削弱满洲贵族军功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 　　于是皇太极开始笼络和重用汉官,主要表现在:将汉官从满官之家拨出;使汉官仍任旧职,重用厚养;重礼相待,耐心求贤。随着后金社会封建化的深入演变,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从奴隶主逐渐转变到封建主的地位,与明朝的降官败将相互依存,构成利益一致的统治集团。 　　皇太极的汉族合作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分配,再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 　　而此时,皇太极听从汉族谋臣的建议,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百分之三十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百分之七十。赐旗人钱物酒宴的费用,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 　　皇太极的另一项举措是在政治上迅速扶植一批自己的亲信势力并委以重任:晋封三十二名固山额真、佐理国政大臣辅佐各旗旗主,处理各旗旗务。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削弱、限制旗主权力,同时充当耳目,监视各旗旗主行为。 　　两年之后,皇太极以不愿三位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管理国政的制度,改由四小贝勒代理。 　　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予封赏的权力,并被迫与大汗指派的官员分享各旗的权威,各大贝勒对出这些主意的汉人比以往更加厌恶。曾参加圈点改造老满文工作的达海不仅是文馆满人职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善于团结汉官的典范,因此受到皇太极的青睐。 　　??新满文颁布七个月后,达海因病去世。死时家无余财,连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这种清廉的作风,深深打动了归降汉官和汉族生员们。 　　皇太极对于达海的英年早逝十分痛惜,不仅在经济上照顾达海留下的三个儿子,还不忘鼓励达海次子陈德勤习汉文,以继承父志。 　　其后,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大量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满文,并在辽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只知崇尚武功的满洲贵族和部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而且效果是很明显的。 　　 　　以武功平祸乱,以文治佐太平 　　 　　天聪三年(1629年)农历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从最初的规定看,文馆是一个职责相对简单的文化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的功能被大大地拓展了。 遇有战事,文馆职员要奉命参加留守城池和与敌谈判的工作。没有战事之时,文馆诸人因为语言优势不断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代表皇太极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文馆诸人作为围绕在皇太极身边的新生势力,渐渐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皇太极的信任和使用,他们逐渐呈现出与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下了一道特殊的诏令:诸贝勒、大臣家的子弟,凡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都必须要读书。满洲向来崇尚武功而少有文治。此道诏令的下达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国人议论纷纷。 　　皇太极不为所动,坚持要求贝勒大臣们无条件执行这个命令。在皇太极的眼里,去年发生的阿敏尽屠关外三镇的事件,就是因为对汉人和汉文化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满洲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化之邦的基本义理。他甚至乐观地认为满洲子弟都去读书,两三年后,后金必成礼仪之邦。 　　皇太极抓住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关键而有效的方法:从控制思想入手。对于一向支持汉化的汉族儒臣知识分子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意味着从此以后,学习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被纳入了后金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划之中,从而开启满洲走向汉化的历史进程。 　　天聪八年(1634年)农历三月,皇太极第二次开科取士,分三个等级,一次录取生员二百二十八人,并一时兴起,赐其中十六名“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 　　后金第三次开科取士是在清崇德三年(1638年),此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模式。大量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正常化途径,减轻了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排斥心理。 　　而后金通过定期的科举考试,获取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人才并充实到各级政权之中,提高了政权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其后入主中原、统治天下奠定了初步基石。 　　天聪五年(1631年)农历七月,汉官宁完我上疏,请求仿效汉族中原王朝制度,建立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