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民与道德教育可能格局.docVIP

新时期公民与道德教育可能格局 　　一、大德育模式下的两种需求动力 　　 　　德育概念是中国德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论争的一大问题。我国解放后，特定的国情使得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大德育模式。“大德育”主要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德育模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弱势空间（见图1）。一个是在传统德育影响范围与法治体系影响范围之间出现了“公共空间”。另一个是在传统德育作用力范围之上的“道德信仰”领域。 　　“公共空间”是现代生活的活跃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比如网络道德、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公共空间”的出现及该领域德育研究与实践的滞后性，使得这个领域往往成为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薄弱区。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在公共空间内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公民素质缺陷，即：一部分人公民意识冷漠，缺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情，使得本来可以因为公民的有效参与而避免或降低的负面社会现象不能得到应有的、有效的遏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常常过激地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产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生活的伤害。[1]这种新现象和新问题正是德育所需要面临的时代挑战。 　　“道德信仰”领域是随着传统道德文化力量的减弱及外来多元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而成为问题的。社会的道德信仰出现了大面积的萎缩化，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往往存在着空白，而这个区域往往是大德育所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层面。同时，很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又往往要追溯到这个层面。因此，这个领域对德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十分迫切。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向的需求动力，在德育界内部也出现了德育的“适应论”与“超越论”两个导向。适应论导向着眼于德育的实用性功能、适应现实的性质并指向对市民生活的底线伦理要求。超越论导向着眼于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的本质并指向对人生自我超越的德育本质追求。 　　在改革传统德育的同时，公民教育的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德育应该向公民教育转型，认为公民教育与德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公民教育丰富创新了德育，或公民教育比德??更宽泛，可以整合德育。[2]也有学者提出公民的培育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公民教育应该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整体社会的改造。[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是就教育意义和培养目标而言的，并非指道德教育的整体转型。因此，对“大德育”模式之后的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新格局预期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传统的伦理宗法与封建法律组成了社会教育的主体。封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根本上是以培养与教化忠臣、顺民为指向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内在属性认识的深入，我国的公民教育近年来也日益引起教育决策者、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公民教育是国家走向现代化、步入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它与现代国家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并不为某种国家制度所专有。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4]致力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对称，以及以公民行动能力培育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公民教育设计，已成为或正在逐渐成为公民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共识。 　　一般认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思想来源于西方政治民主思想，于清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借鉴、移植到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在法律上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公民教育领域有一些独特的背景或环境。首先，西方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基于宪法的教育。比如非常重视公民教育的美国，其公民教育的重点和核心是宪法教育。宪法教育几乎伴随着美国宪法的制定而产生，并作为公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贯穿于美国学校教育课程的始终。这种基于宪法的教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6]其次，除了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西方国家大多还有宗教文化提供信仰支撑。西方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发展也是从宗教教育中逐步脱离分化出来的。[7]第三，西方的公民教育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启蒙运动作为思想准备，以康德、密尔、罗尔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的思想对民众思想起到了长期和充分的激发，并且逐步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公共空间。 　　因此，我国公民教育的出现，不会也不应当是大德育范畴内原有的思想、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与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的简单结合与改头换面，更重要是要深刻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公民教育一定会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对于大德育模式之后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会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互相支撑又各有侧重的特点（见表1）。在两者的支撑点方面，公民教育应该以宪法精神为基石，道德教育则立足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