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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新解 　　范长江是靠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系列通讯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一方面《大公报》于他有恩，另一方面他对《大公报》也是做出贡献的。但在武汉《大公报》时期，他却离开，是主动还是被迫，其中的原因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案。以前大家多认为是范长江的政治态度，在采访完西安事变后发生重大变化，自动“投共”去了；现在大家都比较认同是范长江的一句话惹恼了张季鸾，即值夜班是“出卖健康”，于是被张季鸾下了逐客令①。史实显示这条理由是比较成立的。但其实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张季鸾在所有大公报同事眼中都是宽厚的长者，其与人为善，提携后辈，宽容亲切，极少与人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却不能容忍一个为《大公报》做出重大贡献的记者不能值夜班，发两句牢骚话呢？因此一句话惹恼张季鸾不假，但张季鸾并不是因为这句话而下决心让范长江离开的。想当年比???严重的事情多的是，比如梁厚甫的社评，在刚开始时水平一般，受到胡政之等人的严厉批评，但张季鸾都为之作了保全，而范长江以战地通讯名满业界，岂有不容之理？一定是在哪里触犯了《大公报》的核心“四不主义”或者在为人方面有不为张所容的地方。 　　据台湾《大公报》旧人陈纪滢先生回忆，“大公报之所以解聘他，虽然近因是‘不能出卖健康’一句话，但肇因却是他的品德有亏”。原来范长江曾写过一篇文章大骂察哈尔省主席兼领军刘汝明将军，认为他懦弱无能、贪污不法，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一般人都难以谅解刘氏；但后来刘告诉陈纪滢，是因为范长江想在该省招兵买马，成立游击队，被他阻止，并驱逐出境。“有一天，范长江在我所属各县贴出公告来，说是要组织民团，以备抗日。我叫人去问他，奉何人的命令去这么做？他说是奉汤恩伯将军的命令。我再电询汤将军，汤覆电说没有。我叫他看电报，他出口不逊，于是我叫人告诉他，赶快离开察哈尔。”这件事传到报馆后，张季鸾“大为光火，大公报派出去的人，焉得能有‘敲人竹杠’的嫌疑？二者‘招兵买马’岂是一个记者分内之事？且事前报社当局毫不知情。”②另外还有一些对他不好的传言，虽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但也对张季鸾产生了影响。这就是陈先生所讲的“品德有亏”之事，这里的“品德”，当时不是人品，而是记者的“职业道德”，记者遵守纪律、安分守己方面的内容。 　　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范长江革命本性的使然，并不是陈先生所言“道德有亏”问题，而是抗日立场问题，组织民团，发动民间力量进行抗日，正是共产党的主张，不是国民党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看何错之有呢？错就错在他的民间抗日主张和张季鸾的“国家中心”原则是冲突的。种种迹象显示，张季鸾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政治上的“偏激”，何况当时他和蒋中正关系密切，大公报与他自己不惜献给国家。而范长江在此时，政治立场已经发生变化，比较倾向共产党，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他日常的言语有所表露，以他当时的声望，可能会对《大公报》其他人员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张季鸾不愿看到的，是背离了他的以国家为中心，以蒋中正为正朔的观念，因此借范长江的一句牢骚“出卖健康”而赶走他吧。第二天，范长江还来到陈纪滢处（当时他的本职工作是一邮局的支局长），和徐盈、子冈夫妇共同商量，希望事情有转机，但没有料到，平时里宽容儒雅的张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 　　还可以从李纯青回忆的一个小事看出，张季鸾对范长江思想的态度。1936年张季鸾在上海馆主持编务。一天，天津馆传过一份电报，是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洋洋数千言，需要删短，请张指示从何着手。张季鸾看罢电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片刻坐下来，给津馆回电，电文仅四个字：“议论全删。” 　　他也曾评价范长江“肤浅得很”，但为什么还刊登范的文章，却是因为有胡政之的支持。范长江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也只是说胡政之对他的文章基本不改，即与刊登的： 　　“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1935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1937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1935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1927年大公报失败后到1935年这8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