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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角色扮演与职业心理创伤 　　新闻媒介肩负着“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随着社会生存压力的增加和媒体竞争的激烈化，新闻一线的记者在采访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对峙的场面，时时考验着记者手中的“话语权”。倘若预期的“话语权”与角色扮演能力之间出现较大偏差，心理难免受挫，久而久之，将造成持久的“职业心理创伤”。 　　 　　社会守望者与角色扮演 　　 　　记者是职业心理创伤的高危人群，因为他们时常要面对、充当各种社会角色。其角色扮演能力的差异化，是造成职业心理创伤，继而引发心理危机的一大诱因。 　　尊重与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其基本含义就是要使新闻媒介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遇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即使是所谓“负面”事件，也应该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群众及时地“知情”、客观地“知情”和充分地“知情”。① 　　“矿难、空难、路难、海难……每有重特大事故发生，人们除了看到公安、武警和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无孔不入’的各路记者，他们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入‘第一现场’。他们的报道让读者或观众激动、感伤、叹息，但他们因采访灾难和事故而受到的创伤却鲜有人关注……” ②北京大学心理系博士易春丽在谈到记者自身的心理保护时曾说：“记者，尤其是一些长期关注失学儿童、不幸家庭和自杀这些负面报道的记者，或是报道恶性突发事件的记者，他们在反复做这些报道或目睹血腥场景的时候，自己的情绪就有可能会因此产生不良感觉。创伤可能会传递，所以他们自身的心理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喻国明曾说：“新闻媒介充当的主要角色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角色。这就要求一个新闻人要对新闻媒介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③ 　　记者工作接触面广，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记者采访的对象，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有；记者采访的足迹，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所不到；记者碰到的问题，层出不穷，欲要知晓，无所不问。④采访中，记者扮演的角色将与被采访对象相适应，如果被采访对象是政治家，你就得变身政治型记者；如果是经济家，你就得变身经济型记者……记者在与被采访对象的接触中，随其身份的不同而改变。而采访后，记者就要跳出角色，立足现实、正视现实、忠实现实，作客观冷静的报道。但新闻的倾向性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人感慨，记者可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但他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享有行政权力；他可以为民伸冤、打抱不平，但不是司法机关人员，不享有司法权力。这就是新闻记者社会角色尴尬。 　　新闻记者社会角色扮演的成功率，与造成职业心理创伤的几率是成正比的。 　　作为“社会守望者”，新闻记者以微薄之力行使着自己的使命，对抗着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责任的错位，然而，无法可依常使媒体无所适从。在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利”时，目前却只能通过民法来保护自己。 　　在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73%的人认为媒体不尊重公民的隐私权；2/3的人认为记者不关心他们的报道对象；50%以上的人认为记者滥用了宪法赋予他们的特权。国内虽然未见类似调查资料，但我们可以从“受害人拒绝记者采访”、“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尊重的职业”这种事件和质疑中得出结论。有人说，向左走，是新闻的客观性，向右走，是新闻的倾向性；朝前一步，是商业利益的挟持和受众心理的绑架，退后一步，是伦理道德的限制和人类良知的拷问。面对新闻实践中的困境，媒体该如何做出选择？ 　　可以说，任何一次成功的新闻采访必然是新闻记者不断调节自己心理的过程。而这种不断的调节活动，时常考验着记者的心理承受力。 　　心理学家曾严正指出，记者在经常性地与创伤事件接触过程中，当应激源刺激的强度超过该个体的承受力时，就会出现职业创伤的症状。 　　 　　“话语权”与职业心理创伤 　　 　　所谓“话语权”，指的是不同人群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各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发言权。 　　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音量”有大小。 　　虽然每个人都能做心理创伤的自我修复手术，但“水平”有高低。 　　新闻报道的商品化、低俗化倾向都会让许多记者产生职业挫败感，冲淡记者的职业热情。 　　在我国，近年有学者写文章，居然振振有词地论证和宣传“新闻是商品”，对于“新闻是特殊商品”这个打了折扣的说法也反对。⑤一方面，媒体被称为社会的“望者”、“党和人民的喉舌”，负有表达民意和舆论监督的职责，而记者也有“无冕之王”的美誉。另一方面是，目前我国法制不够完善，新闻环境不够理想，法律对记者的权利还没有全面的保护，在写批评稿件时，记者不得不仔细又仔细，斟酌再斟酌，唯恐因文惹祸，惹上了诸如名誉毁谤之类的新闻官司。于是，面对一些社会弊病，新闻报道要受到诸多不合理的限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