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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航向和迂回 　　历史，是一条流不尽的河，又是一条特殊的河。诸多的流态和携带物：急浪、漩水、飞舟、浮草……虽然已经流失、过去，又还被记着，好让后来者去回顾、思考和评说。 　　“五四”的纪念，又快到了。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再现，让那些过往的人、事，象当时那样重新走出来。 　　“五四”——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的确是波澜壮阔的。但同时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波澜壮阔的。爱国浪潮是五四运动的起点，而不是归宿。“五四”的青年，这些拍浪翻腾的弄潮儿，刚从爱国运动的浪涛里翻涌出来，又立即投进到思想文化运动的激流里。他们将受到更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不仅要举起火炬去烧别人，还要烧自己，以选择自己的方向和道路。这其中有的人成了钢，有的人成了渣。 　　追慕新思潮 　　一个风雪寒冬的季节，有四个年青人正从杭州奔赴北京。他们是：俞秀松、施存统、周柏棣和傅彬然。其中，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筹建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是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团中央书记。但这时，他们都是刚被驱逐出走的中等师范生。为什么被驱逐？又到北京去找谁？ 　　这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这年11月，他们和另外几名同学办的《浙江新潮》上，登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非孝”，这还了得！正在女师念书的表妹也抱怨：“表哥！你害得我好苦！我为了你一篇文章，被母亲痛骂一顿且不必说，还被许多同学冷嘲热骂，说我是禽兽的表妹，我死辩也辩不清！”后来，施存统撰文解释说，这年十月，他得知母亲病危，急返家后，发现母亲无人医治，经询问，回答说已经求过神灵，迟早要死的。他父亲说，眼看着母亲这样死去，就是尽了孝道。他写这篇《非孝》就是因为受了“事实的刺激”和“思想的启发”。1915年开始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吹起“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打倒孔家店”的号角。在这个背景下，《非孝》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非孝》一出，查禁令就来了。警厅、教育厅给“大总统、国务院”的“密电”发出了；“国务院”致“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的“密电稿”??达了。面对一个中师生的一篇三千字的小文，竟如此大动干戈，为什么？因为这时，上至大总统、总理，下至各式各样的“古久”先生们，正处在严重的神经质病患期。 　　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争得了胜利，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几个千夫所指的卖国贼，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但这些胜利，并未使中国平静下来。人们在经历了这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刻的革命运动洗礼后，面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再看看中国的社会现实，实在令人难以再容忍下去！于是，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迅速高涨。仅在“五四”后的第一年内，新刊物就多达四百余种。它们的创办者，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这种精神境界。他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有的青年激奋地向人们呼喊：“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尽管当时他们对新思潮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但大都能意识到，这世界新潮的主流，已经不是“十八世纪法兰西式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而是经历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震荡，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社会主义。 　　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世界新潮，“五四”青年争先恐后地把它比作“人类的福星”；而统治者们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为省长、督军的大员们，要同几个“毛桃子”娃娃较量了。 　　他们出走了!并不是灰溜溜地失意登程，而是怀着激忿和更大的热忱；他们奔赴北京的目标很清楚，去《新青年》编辑部！去北京大学！去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这时，北大正筹办一个新社团——“工读互助团”。 　　空想的迷雾 　　工读互助团的倡议人是王先祈，他是“中国少年学会”的执行部主任。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最大、最著名的进步社团。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是这个学会的成员。 　　对社会主义，王先祈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并不清楚，他正在“比较”、“研究”。当时在中国流传的“社会主义”很繁杂，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合作主义，议会主义……这对于初出茅庐、又热切向往社会主义的“五四”青年来说，不能不被弄得眼花缭乱。 　　“五四”青年，恨不得马上就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恰在这时，传来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这位日本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1918年在日本日向地方办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新村”：白天农作，晚上读书；并被他和热心的宣传者描绘成一块能免除世尘浊习、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