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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武摇滚是不值一提小事 　　丁武简介：中国摇滚乐手，北京人，唐朝乐队主唱，曾发表唱片《梦回唐朝》、《演义》。少年时学过画画，1988年正式组建“唐朝”，他在当时是北京摇滚乐圈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先后组建黑豹，不倒翁等乐队。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七合板”乐队歌手的崔健过生日，一大帮朋友没地方可去，就到了当时“不倒翁”乐队成员之一的丁武家。在位于北京芳草地的某个居民楼的一楼，两三百人的规模瞬间就把丁武家挤满了，人群又从楼道到院子、从一层到六层弥漫开去，大家喝酒、唱歌，吉他、音箱、鼓甚至脸盆、饭盒都派上了用场，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结局是丁武被警察叫去，最终只能以中午之前搬家走人收场。时隔近30年后，丁武以此事件画了一组四联幅的油画，起名曰《第二天就出事了》，并把它作为他第二次个展的名字，戏谑又诙谐。 　　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京画??，这些承载着丁武私人记忆的画作铺满了白色的简约空间。当他坐在角落里接受采访时，有来看画展的年轻人好奇而假装不经意地放慢脚步，似乎隐约感觉眼前这个长发飘飘的中年是个大人物，但又狐疑不确定。 　　无法复制《梦回唐朝》 　　记者：在你写的展览自白里有一句，“这个世界有时不接受我，我跟他抗衡的时候他背叛我；但是我如此爱他，所以我不曾抱怨。”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到了某个人生阶段以后，开始学会和解了？ 　　丁武：有一点，因为抱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依然会看不惯很多东西，不过心态改变了不少，很多东西也能理解能接受了。比如别人的做法比较偏激，或者不按常理出牌，或者违反了道德观念，现在我都可以容忍。我自己也不会特别主动地去介入他人的生活或事件，基本上保留我自己的小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人都有两面性，如果你控制不好压抑不住的话，这种邪恶的自我就会冒出来。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慢慢演变进化过来的。 　　记者：你也曾经经历过那种特别偏激的阶段？ 　　丁武：是的，那是年轻时出于对自我的挣扎和不满，内心会有这种情绪出来，但是我没有把它释放出来，而是基本上把它释放在我写的歌词里了。比如我今年就写了一首歌叫《大象不抱怨》，我希望专辑年底能出来，我能从头到尾做一个制作人。 　　记者：你在20多岁做摇滚乐时，那时是非常有姿态感的。这一点在你身上是比较矛盾的吗？ 　　丁武：不矛盾。其实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唐朝》所表现的东西，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矛盾，那么愤怒，完全没有那么刻意地做。而且那张专辑在那个年代比较适用，但是不能复制的。如果现在我再写《梦回唐朝》这样的歌，没有人会去感受那么多，也不见得能被现在这个市场接受。那个时候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前期，太多的人感受到压抑，正好在那个时候释放了、爆发了，所以摇滚乐只适合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人们更需要自我审视，需要能展现个性的东西，和那个时候的群体感觉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做音乐和做艺术都不能刻意复制自己，复制以后就变成迎合市场，变成一种商品了，这是我不想要的。 　　记者：你在青春期觉得迷茫或者比较焦虑的情绪，以现在的心境来看，当时是不是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丁武：应该是吧。之前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真的大起大落，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比较平淡地就过了青春期，只是压力可能过早地给了我，因为我创作了，只要你创作就会有压力，只要你站出来就会有压力。我理解了这种压力是必然的，比如我在北京做音乐那段时间，没吃没喝没地儿住，都是太正常的事了，在五道口演出后没车坐，就走路走回南边的家，实在太累了就在半路的桥洞下睡一觉。当时也不觉得是苦，是必然，只能这样。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现在觉得有这样的经历挺高兴。 　　摇滚乐并没有真正辉煌过 　　记者：从“唐朝”最火的时候，到2000之后，你个人感受到整个环境的变化对音乐对摇滚乐的影响吗？ 　　丁武：还是有一些影响，不过其他人怎么说怎么理解中国摇滚乐，我都不管。因为说法不一，认知度不同，有些是旁观者，有些是身在其中，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态度。这些都不会影响到我，我只知道我该做什么，哪些事情我不该做。 　　记者：那你在做什么？好像之后听到你的声音少了。 　　丁武：对，我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很多人认为中国摇滚乐在那个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现在没落了。我已经说了上百遍了，都不想再提了，我觉得那个不叫辉煌，那只是人们认为的辉煌，它基本上是比较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中国的摇滚乐没有体系，只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但是我也不需要过多地去解释，这需要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等体制、各方面的法律健全了，才能成就所谓辉煌。但是当时摇滚乐在文化方面起到一个作用，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个是可以肯定的。 　　记者：国内唱片工业的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力度还比较弱，你那个时候是否觉得自己深受其害？ 　　丁武：现在也仍然在深受其害。那时候中国才有几个冒出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