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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新闻活动和新闻理念 　　提起金庸，人们首先会想到以《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但金庸还是位著名的报人，上世纪60年代，他以一介文人的觉悟开始创办《明报》。金庸为《明报》撰写社评20余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明报》已成为香港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影响的大报。金庸早期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先后当过记者、翻译和编辑，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论集。金庸远见卓识，他的评论高屋建瓴，这与金庸报人身份以及他的新闻理念有关。 　　 　　金庸的报业活动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望族查家，原名查良镛，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查良镛早期曾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后来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到香港做编辑、翻译，1955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因报道一篇比武的新闻，查良镛遇见了改变后来整个命运的武侠小说，于是以金庸的笔名开始创作，没想到一炮打红。金庸在《书剑恩仇录》成功之后，又在短短的3年内连续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一时间风靡全港。 　　金庸在大公报干了十几年，有办报的经验，还是写文章和武侠小说的高手。后来和浙江老乡沈宝新在香港不期而遇，注定二人要开创一番辉煌的事业。沈宝新有丰富的出版印刷经验，懂得财务和经营管理，1959年，35岁的金庸用全部稿费积蓄做本，投身商海，开始实践心中更大的报人理想，打造他的报业新天地，于是《明报》创立了。金庸前后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笔”。香港市民既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也喜欢他犀利的文风社评。尤其是与离开的大公报的反击笔仗，更让金庸名声大振，报纸销路大开。金庸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为了赚钱，后来就是为了支撑《明报》事业。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还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在社评之外，能够更感性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的《笑傲江湖》和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金庸的新闻自由观 　　 　　金庸的大半生都没??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金庸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明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即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金庸除了提出媒体私器论外，他还表达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金庸的文人论政“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如果说《明报》在创办初期是以金庸武侠小说来吸引目光的话，到了1960年以后则进入了以政论赢天下的查良镛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在1960年中国大陆政治变局下查良镛对《明报》进行的转型改造，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查良镛政论，特别是对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评论，使得《明报》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从一份“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以文人论政赢天下、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迅速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在香港公信力最高的报纸。 　　观20余载金庸之政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其文人论政。金庸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其最初作为《自由谈》座右铭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进而成了《明报》的报训。 　　金庸的报业经营理念从办报初期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的资产高达数十亿元，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集团，其报业经营理念有着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一看记者的采写水平，二看报纸的销售量。优秀的人才才是办好一张报纸的关键，这就要求记者和编辑要拥有独立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金庸对于人才的重视可以说是其成功做大做强《明报》的核心所在。金庸的理想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在《明报》发展后期，特别是上市以后，其开始不断地改革报社，积极开展资本的扩张和业务的多元化运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