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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对媒介接触、评价与使用 　　媒介素养研究是从上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提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的，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介的认知、批判能力，提高人们利用媒介信息的水平，使公众成为具有主动性的媒介使用者。媒介素养研究自2003年受到国内学者广泛关注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此期间，学者们纷纷对我国大学生、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状况进行了测评，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本次研究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以院士为代表的科研人员。科研工作者的学历、知识水平高于社会一般公众，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其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群体进行科学传播的能力。通过对以院士为代表的科研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可以提供有益于比较研究的数据，补充、完善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体系。 　　本次调查问卷由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通过邮寄方式发放，到2008年1月8日为止，回收问卷共计260份，有效问卷257??，问卷有效率为98.8％。问卷主要涉及院士与媒介的接触交流情况、院士对媒介的认识和理解、院士对媒介的态度和使用情况等。 　　 　　媒介接触的总体情况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院士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院士的媒介选择表现出其对此种媒介的信任程度。通过对被访院士经常接触媒介类型的统计发现，39.8%的院士通过报纸获取外部信息，22.3%的院士通过电视获取外部信息，通过期刊杂志和网络获取信息的院士比例为17.4%和16.6%，仅有3.2%的院士通过广播获取外部信息。可见，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依然是院士群体获取信息的首选渠道，且使用报纸的比例明显高于电视的比例。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中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的网络使用率仅为1.0%，而本次受访院士65岁以上的占97.3%，其使用网络获取外部信息的比例为16.6%，可见院士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明显高于同龄人。可见，院士群体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使之对新媒体具有较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院士作为各研究方向的权威人士，其言论观点都会受到媒体的重视。因此，院士群体不仅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更是媒介的议程设置者。在媒体约访方面，有19.9%的院士选择基本拒绝。仅有45.7%的院士在3个月内参与媒体报道的公共活动，而2006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调查显示，有3/4的被访科学家在过去3个月内参加过媒体报道的科学传播活动，可见我国院士主动参与媒体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媒介认知与评价分析 　　 　　正确地认识大众媒介，客观地评价媒介的性质以及功能，是院士群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之一，它影响到该群体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 　　 　　“媒介现实”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现实世界中的一些象征性事件，进行加工处理以后提示给人们的一个新的现实，由于人们往往认识不到信息背后的处理加工，这就使得受众往往把媒介现实作为客观世界来对待，从而极易产生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偏差，并进而影响其实际行为。①能否清醒地辨析“媒介现实”，也成为衡量公众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显示，对“媒介是报道现实的一面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说法，3.8%的院士非常赞同、58.8%的院士比较赞同，30.4%的院士不太赞同，7.0%的院士完全不赞同。可见，有62.6%的受访院士群体并不能意识到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差异，把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等同于社会现实。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关于新闻媒???在社会中地位的一种认同。事实上由于政府管制和市场利润的驱使，现代传媒的这种权力渐渐自我沦丧。尽管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媒体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②调查显示，院士群体对“第四权力”这一说法很赞同的比例占6.2%，比较赞同的比例占35.8%，不太赞同的比例占35.1%，很不赞同的比例占20.6%，未选择的占2.3%。总体上看，院士群体能够充分意识到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制约，其权力地位不能上升到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高度。但仍有很大一部分院士群体认同新闻传播媒体的“第四权力”，说明这部分院士对媒体有效发挥其舆论监督的功效存有很大的期望。 　　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制度与其社会政治制度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院士是如何评价我国大众传媒所代表的社会倾向呢？本次研究以1～4分制对该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加权统计，如表1所示，院士认为我国的媒体首先代表党和政府声音，其次是商界的声音，超过了普通百姓、工人、农民、弱势群体以及院士身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见，院士群体已经意识到我国当前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倾向，???时认为我国媒体对弱势群体以及普通百姓的关注较少。 　　大众媒体介入事件发生过程，对事件信息的传播具有重大作用。院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