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所+V+施事”句法可逆认知语义条件.docVIP

“处所+V+施事”句法可逆认知语义条件 　　摘要：A式“处所+V+施事”←→B式“施事+V+处所”是供用——益得类可逆句中的一个语义小类。其中，句中施事格[+受动性]语义特征的增强，使它可以合法身份出现于宾位；但它生命度的高低也同时会对它宾位的合法身份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进入这类可逆句的动词都具有[+附着]的语义特征，并且所表动作往往是由人发出的；同时，这些动词进入可逆格式的自由度也并非完全一致。 　　关键词：处所；施事；可逆；附着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87-06 　　一、“处所+V+施事”表供用的认知解释 　　所谓“处所+V+施事”的句法可逆，是指位于主宾语位置上的处所格和施事格在核心动词V的前后可以互换位置，而能保证句子逻辑真值义基本不变的句法可逆现象。如非特别说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都是由自主动作动词V的光杆形式充当谓语中心的祈使句，例如： 　　（1）A里屋住人←→B人住里屋 　　（2）A台上坐主席团←→B主席团坐台上 　　（3）A后边站高个儿←→B高个儿站后边 　　（4）A床上睡孩子←→B孩子睡床上 　　上面这类句法可逆现象，较早对其进行语义描写的主要有宋玉柱和李敏。宋玉柱认为其属于供动型可逆句，李敏认为其属于“供给”义主宾可互易句。另外鲁川运用“预想论”，倪呖、龙涛从对称性语义关系角度，则分别对它们的句法可逆进行了解释。虽然讨论可逆句式的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上面这类句法可逆现象，但大家往往只分析了其中具有数量对应特点的形式，而忽略了上面所举的这种不带数量成分的基础形式；另外，从句式语义角度来看，很多学者将其混同于存现类可逆句式。我们认为，上面这种可逆句属于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中的一个语义小类。 　　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是我们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得到的汉语特殊句式类型。所谓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是指这样一类语言现象，即在A式“NP1（名词性短语1）+V（动词性短语）+NP2（名词性短语2）”和B式“NP2+V+NP1”这样一对主宾语互换位置而能保持句子逻辑真值义基本不变的句子中，A式为供用句，表达“（在供用者有意识的作用下）某些存在物（NP1）以某种方式（V）供给某些人或物（NP2）使用”这样的句式语义，其中NPl为供用物，NP2为供用对象；与之相对，B式为益得句，表达“（在供用者有意识的作用下）某些人或物（NP2）以某种方式（V）得到某些存在物（NP1）”的句式语义，其中NP2为益得者，NP1为益得物。虽然有些句子从内部组成成分来看似乎属于一般的动词性谓语句，但构式语法认为，构式的整体意义并不等于各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事实上它们满足供用——益得类可逆句式的条件，属于其中的一员。上面的这类句子正是如此，A式句表面看来是存现句，B式句表面看来是一般的施动句，但是我们认为事实上它们也完全符合供用句和益得句的句式语义特点，可以分别被看作是供用句和益得句。 　　上面由处所格充当NP1，施事格充当NP2形成的供用——益得句所反映的客观图景是（在某一供用者的作用下）施事主体通过动作所表示的行为位移并附着于某一终点处所的客观图景。虽然在客观图景中真正发生位移的是施事，但是我们认为“给予/得到”行为与事物的位移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位移者并不必然就是供用物，位移终点也并不必然就是供用对象和益得者。上面的那一客观位移过程我们完全可以在主观上通过隐喻的方式理解为是（在供用者的作用下）某一处所通过施事主体的位移行为供给某一施事主体使用的过程和某一施事主体得到并占有某一终点处所的过程；而且按照我们的认知经验，人是万物的主宰，因此，一般来说，人充当非生命实体事物的领有者，要比其他非生命形式具有更大的的优先权，也即供用对象/益得者由施事充当要比由处所充当具有更大的可接受度。另外，我们在后边的分析中还会指出，影响这类供用——益得句可逆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施事，而在于处所是否具有充当供用物的合法身份。由此，处所格充当供用物和益得物即NP1，施格充当供用对象和益得者即NP2，应该是比较符合语言现实的。 　　二、施事格出现在宾位的语义合理性 　　从语义格的施受性角度来说，按照陈平“充任主语和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处所格靠近语义角色序列的中间位置，它一方面具有较弱的[+受动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还具有[+自立性]特征；而我们认为，具有[+受动性]语义特征是某一语义格可以充当宾语的基本条件，具有[+自立性]的语义特征是某一语义格可以充当主语的基本条件。这样，处所格在宾语和主语位置上都获得了合法存在的资格。 　　这里我们重点解释一下施事格。通常来说，深层事理语义格中的施事表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在陈平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中，施事格是具有最多原型施事特征的语义格，因此，它充当主语具有最大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