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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期间党对企业管理体制探索及其效应分析 　　摘要：中苏论战期间，我们党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关于对企业放权让利、内部管理的“二参一改三结合”、发挥“三会”作用进行民主管理、试办托拉斯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但探索也打上了论战的烙印，对于目前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 　　关键词：中苏论战；企业管理体制；探索；效应 　　作者简介：陈立中，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76) 　　1956～1966年是中苏论战的十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在此期间，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改革，提出了在国际管理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二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认真梳理中苏论战期间我们党关于企业管理体制的主要思想，分析其效应得失，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对企业放权让利的思想。针对建国以来我国企业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企业管理模式，毛泽东在1956年4月非常明确地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下放权力给企业，当时是没有经验和先例的。毛泽东对此提出：“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这是从当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听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汇报和系统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他还说：“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此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1958年2月他在中央春节团拜会上又提出：“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一个工业，一个农业，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单是我们北京这一方面积极，人太少了。”1960年代初毛泽东在阅??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中央各部门管的企业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要有点“独立王国”。企业有没有这种自主权，对促进生产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发展，关系很大。“文革”爆发前的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几天后，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再次指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与苏联的教训，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对于企业的管理，刘少奇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他强调：“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情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1961年8月，在东北、内蒙古的林区调研时，他就尖锐地指出：“一个林业局把人民公社、政府，企业都合在一起，管采伐又管更新，管生活又管政法、商业、学校，管得了吗?”他要求把“人民公社、政府和企业分开”，让企业拥有独立核算的权利。这段话里政企分开的思想非常明确。那么，应该如何实现政企分开呢?刘少奇把“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力”加入了他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当中，这实质上是认为企业应该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则主要从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行政管理的的角度来谈给企业放权让利的重要性。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指出：“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时任分管工业和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也敏锐地指出：单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既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企业管理过死，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助长官僚主义作风”。他认为以往的改革探索，“只是局限于在行政管理权限上做文章，要么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没有抓住如何搞活企业，使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畅通，所经营单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问题。”这表明给企业以适当的权利，让企业有自主权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