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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纠纷调解中公平建构与公平逻辑 　　摘要：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纠纷 调解 人民调解 公平原则 　　在中国农村，调解对于民间纠纷的解决至关重要。无论是帝国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都在制度和组织层面上不断维系和强化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作用和地位，调解也因此一直是中国解决民间纠纷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方式。 　　所谓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的主持下互相协商解决纠纷。调解中书面或口头协议的形成基本以当事人个人关于是否有利、是否有理的评价标准为基础，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结果，是在偶然情境之下达成的短暂一致，是包含着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棚濑孝雄，1994：7）。由调解所达成的协议，无论是由当事人在没有外力强制情况下自愿达成，还是受到调解者的压力而“不得不”达成，都包含一个能够被双方认可和接受的原则，构成双方建立一致性的最低限度的基础。这个原则不仅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公平理念，也体现了社会关于公平的一般规范，“因为在调解中，只有符合公民常识观念的公平提案才有可能被当事人接受，甚至可以说，这成为调解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只要是被双方认可和接受的协议，就可以看作是“公平”的协议，故调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平建构的过程。每个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综合和动态的社会系统之中进行的，因此，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公平准则、社会规范以及作为介入其中的第三方（例如司法机关、调解组织或族长等）的介入方式及权威性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而在中国广大农村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体现纠纷得到解决的合意（调解协议）的公平如何达成，从中体现出怎样的公平原则？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国内外一系列研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制度特征、社会功能和面对的问题等做过详细深入的分析。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不是以“调解制度”为分析对象，而是把“调解实践”作为分析材料，通过探查调解过程中调解人的行动策略，了解调解协议的达成机制，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公平原则。 　　公平与正义提供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得以达成共同行动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是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公平和正义研究的学术和现实关怀是“社会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几经剧变的中国农村，是一个与不同的时代、制度和行动领域相联系的多种元素共存的体系，人们在评价一个行动、一项主张或一条规则是否公平时存在较大分歧，每个人似乎都是在从一个零散的体系中寻求自己的依据。观察这些分歧的规范基础及其赋予公平的不同意义，分析达成一致及合法化的原则，可以非常具体地分析中国农村新的社会联系形式。为此要探查人们在实践中遵循的公平规范和公平理念，纠纷调解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从中“我们往往能清楚地看到村民对是非曲直的理解，对国家法律的认知，对正义价值的解释，对生活意义的生产，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程度，能看到村落伦理规范的规则、力量及运作，村庄的开放程度，能看到村庄中利益冲突以及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而所有这些是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所难以反映的”（陈柏峰，2007）。 　　在中国，构成现行纠纷调解主体的是制度化的调解，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人民调解”。按照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的规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均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2002年后，根据新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司法部令[2002]第75号），乡镇和街道一级成立了以司法助理员为核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司法助理员进行的调解。司法助理员的调解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但又与人民调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人民调解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司法助理员是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结点，通过司法助理员调解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相互交织作用下，农村的社会规范和公平逻辑的特点及其变化状况。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等人在河北省G镇的实地调查。笔者等对该镇时任和转任的司法所正副所长、法庭法官，村现任和卸任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分别进行了多次访谈，同时还亲自参与观察一些纠纷的调解过程。为避免讨论过于“地方化”，笔者等还在河北省另一县的S镇和北京市的Z镇调查访问了两镇的司法调解人员。此外，笔者还在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