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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翻译研究生态途径 　　［摘要］ 以冰心翻译为例，考察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生态途径对具体翻译活动的阐释力，得出以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她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也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关键词］ 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共生与互生；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03—04 　　生态学已成为一门显学，它不仅具有原初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解，而且随着与各人文学科的结合，其意义已扩展到了其它的学科领域。生态的核心含义是整体观下的共生。生态视角考察翻译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整体性考察、认知和理解翻译环境、翻译诸主体、原语与译语、原语与译语世界、翻译的宏观选材微观译法等。从生态途径对翻译进行研究，译界学者特别是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并在论证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可能性，合理性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然而，这种翻译研究的新取向对实际翻译活动的描写和阐释力究竟有多大，还有待验证。也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胡庚申教授从该视角出发对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生态诠释。另外，《上海翻译》也开创性地在2009年第4期上辟出专栏同时刊发了三篇从“适应和选择”维度下对张谷若、严复这两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重新阐释和以《牡丹亭》为例对具体译本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验证了翻译研究生态途径的可行性和阐释力。但是，正如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一文中所指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类比的翻译研究已有一定的共识，然而总体上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欠缺还是颇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引”而未发，一些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引用生态学相关术语表达的阶段，尚没有依据生态学的基本内涵对翻译活动给予深入一致的描述和阐释；狭隘单一，尚缺乏多维度的、对更多的问题做出更多的诠释和概括等方面［1］(P3)。本文将尝试从不同的维度，从生态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入手，依据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对冰心翻译活动给予深入的描述和阐释，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丰富翻译研究的这一新途径。 　　一 （译本选择上）重亚非轻欧美冰心翻译生态整体观之体现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代表人物主要是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2］(P39)。整体观是生态学的首要特征，它贯穿于生态研究的各个环节，也适用于从生态视角研究翻译的始终。 　　生态整体观下的翻译生态是指原作、译作和原文与译文所呈现的世界以及原作者、委托者、译者、读者等翻译中诸主体之间互相关联的整体之敞开的进程状态本定义是在生态整体观的相关理论阐述和胡庚申教授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定义的启发下修改而成。［3］［4］。翻译生态整体性指翻译诸主体之间，诸主体内在自我之间，原作与译作之间，原语与译语世界之间完整、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的存在关系和生存关联。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遵循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核心是对整体以及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另外，由于译者是翻译生态系统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翻译生态整体观不仅要强调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母系统的整体利益，还要突出强调译者这一子系统对母系统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 　　通过对冰心从事翻译时期我国翻译生态的研究，我们发现冰心在对所译作品的国别选择上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整体性意识。 　　冰心1923年始在美国学习英国文学，1931年出版处女译作《先知》。在初涉翻译时，冰心未选译当时占主流翻译的英美、欧洲大陆的作品据王建开统计，1931年间我国共出版外国文学作品179种，其中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数量为55种，欧洲大陆89种，亚洲12种，其他4种，多国合集6种，国籍不明13种（王建开，2003：64）。［5］，反而青睐于处于少数、边缘地位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作品，从其首部译作的选择上，其生态整体性思想已初见端倪，这种生态整体观在她翻译的高峰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冰心翻译高峰期（1955-1965）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由于我国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使得文艺政策、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也与苏联保持一致，大量翻译了俄苏的文学作品。1949年12月至195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