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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构建 　　摘要：传统家庭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冲击下，养老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新農保政策也因制度设计缺陷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農村现行养老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農村养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让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功能外化，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家庭政策支持），壮大外源——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農村养老保障模式。 　　关键词：郊区農村；農村养老保障；家庭养老；养老支持力；家庭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612；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6-0136-07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大量農村青壮年向城市的迁徙导致我国農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要远大于城市，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農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平台期。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農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城市郊区農村因为毗邻大都市，青壮年的流动性则更为活跃和频繁，因而面临着比其他边远農村更加严重的老龄化和老年贫困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郊区農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减少老年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行解决農村居民养老难题的路径无外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方式。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方式，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生活保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農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農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养老诉求要求農村传统家庭养老的转型，传统家庭养老面临冲击。周莹指出中国農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制度性瓶颈以及外在的冲击使得家庭养老模式转向社会养老成为必然趋势。 　　農村现行社会养老即農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收人再分配，对公民在法定年龄范围内完全或基本退出劳动生活后，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始于1992年民政部颁布《县级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简称“老農保”），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特征，在全国县镇开始推行。1999年年底，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中断。2009年新型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農保”）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收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如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低收入群体缴费能力、集体经济缺位以及“捆绑式”缴费的政策设计缺陷等问题，影响了政策的预期效果。 　　传统家庭养老和新農保政策在为農村居民提供养老支持方面皆表现出低效性甚至不作为。钟建华、潘剑锋指出要解决好農村养老问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家庭两种养老方式的优势。因此，在農村居民养老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農村养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分析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的基础上，以系统论为视角，基于共容利益理论探寻郊区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保障系统，以期构建一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制度并存的经济保障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符合城郊農村居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模式。 　　二、農村居民家庭养老的地位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也是最持久的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即有经济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心理上家庭则是个人成长生活最亲密的社会情感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特殊人口政策的颁布导致農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出现分裂与弱化。家庭结构也随之逐渐向“倒梯形”演变。家庭结构的“倒梯形”意味着履行传统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的人将愈来愈少，即配置或提供资源支持的主体不断减少和需要供养的主体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家庭的养老互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家庭内代际间的交换，但家庭中的这种代际交换关系往往是非等价的，且具有跨时性。中国家庭养老反馈模式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在于，老人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处于权威中心，拥有对家庭子代成员的特定支配权力。这种特定的权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孝”道以及家庭血亲价值的作用。大多研究者认为从中国文化层面来看，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因素，但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与其主导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仍起到主导作用。家庭传统的角色模式与行为规范仍在发生作用。基于家庭对个体成员的精神价值，家庭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虽然家庭在空间上表现出了离散化，但家庭成员在情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