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让田汉苦恋一生烽火红颜.docVIP

安娥让田汉苦恋一生烽火红颜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一名与安娥有过感情纠葛的男子，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令他顿时思绪万千。他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名男子，就是后来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田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能够说清楚的，就连他们的儿子田大畏（著名俄文翻译家）也说：“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地下工作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张良弼，前清举人，曾公派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直隶实业补习学堂(后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现为河北纺织工业学校)，是河北近代史上的教育先驱，辛亥革命后任众议院议员、国会议员。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小时候，安娥特别喜欢听父亲讲《西游记》等神话故事，还喜欢念诵民间歌谣。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她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23年，安娥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后成了安娥的第一任丈夫）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 　　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田大畏回忆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1926年7月9日，安娥新婚不久，就随同丈夫邓鹤皋从天津乘船抵达大连。邓鹤皋是她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同学，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当时，邓鹤皋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西城党支部书记，安娥是共青团北京团总支抄写员。当时，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到大连就任地委书记，安娥则被组织上安排做妇女运动工作。 　　邓鹤皋夫妇到了大连，正值大连“福纺大罢工”的艰难时刻。那一年的4月27日，为了反抗日本工厂主的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四·二七”大罢工。地下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因势利导，将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人权的政治斗争轨道。但是，罢工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罢工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厂方采取金钱利诱、重新招工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罢工队伍。“福纺大罢工”进退两难，前途未卜。邓鹤皋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他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7月26日，在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等声援下，日方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复工协议。8月4日，罢工正式结束。“福纺大罢工”影响巨大，被视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为了安全起见，安娥和邓鹤皋等人抵达大连之后，便隐姓埋名，借住在黑石礁的王大娘家里。白天，安娥深入工厂，与工友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大家亲切地称呼她“张小姐”。当时，罢工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工人团结歌》，曲调激昂雄壮，但歌词生硬费解，于是，她就采取工友熟悉的语言，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我们工人创造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很快，这首歌就成为鼓舞大家士气的号角。这首新修改的歌词，也是安娥歌词创作的处女作。这件事，已被写入了《大连市志》。 　　后来，邓鹤皋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安娥与其失去联系，误以为牺牲。1936年，误传已经牺牲的邓鹤皋曾找过安娥，此时，安娥正同任光生活在一起。在安娥的记忆深处，她最感谢的人是邓鹤皋，是他给了她最初的爱情和婚姻，是他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而且，邓鹤皋对她的工作要求很是严格，使她在这段极其艰辛的岁月中，获得了有益的熬炼。 　　红色经历和不俗才情征服恃才傲物“田老大” 　　1927年1月，安娥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同中山大学职员、地下党员郑家康联系上，与之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