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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土壤里开出鲜艳理论之花 　　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者中，有一位新方志理论名家，他就是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梁滨久。 　　198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梁滨久得以聆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用新资料、新观点、新体例和新方法编修新方志的讲话，对新方志编修工作有了最初的认识。1982年9月，他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刚成立不久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研究所（即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为地方志事业奋斗的历程。而在这30年中，贯穿着他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方志理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获得方志学术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成为他最大的业绩。 　　梁滨久从事方志理论研究的志向，还得从1983年说起。3月，??习了时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会长梁寒冰在《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贯彻十二大精神　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建立，是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10月，他的一篇题为《借鉴〈史记〉，写好方志人物传》的论文被选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在会期间，结识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已了解梁滨久近期理论研究情况的董一博在与其交谈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章学诚”，从此，他下决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从事方志理论研究，争取做新方志理论的建设者。他说，修志工作有三大任务：一是编修新志，二是整理旧志，三是建设新方志学。前两项都有具体任务，而后一项则是自觉自愿为之，我就是想为新方志学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功夫不负勤奋人，梁滨久在繁忙的地方志工作之余，热心方志学术理论研究，终于开出了鲜艳的理论之花，总共撰写发表方志论文、文章600多篇，出版《方志学新论集》和《梁滨久方志文集》，参与主编（任副主编）大型方志学工具书《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项目《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理论部分的编写，应邀参加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论证会议并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起草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论文多次获中国地方志协会和省地方志学会优秀成果奖，被地方志人物丛书《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誉为“新方志理论锲而不舍的建设者”。 　　要说梁滨久方志理论研究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量多、质高”先说“量多”。30年来，每年平均发表方志论文、文章二十三四篇，为全国方志同仁中之最。尤其是在他退休后的8年间，即从2003年到2011年还发表论文、文章200余篇。今年3月9日，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机关党委举办业务培训班，请梁滨久为全体干部职工作题为《做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的讲座，讲到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撰写的论文、文章已达23篇。听了他的介绍，大家深感惊叹。 　　再说“质高”。梁滨久所写论文不嚼别人嚼过的馍，往往能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观点，如关于方志性质这个方志学核心理论，共撰写40余篇文章，将方志性质定义为“记述一个地方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认为“资料性著述”的方志性质说是在解决方志资料性与著述性根本矛盾过程中经过总结而形成的，是修志实践升华为理论形态的表述。自2005年起，提出关于方志性质的许多带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厘清了和方志性质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提出了方志性质是由属性、特性和本质属性构成的系统概念之说，并认为此说对科学界研究事物性质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论述了方志属性之“多”与性质定义之“一”的辩证关系；对方志性质诸说进行了最大整合，肯定了诸说均具有合理因素，但须确定其本质属性；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已作出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的结论后，仍强调要加强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对如何深入进行方志性质理论研究做出全面论述。再如提出“志学”概念，认为“志书”是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整体概念，包括全球志、洲别志、国别志、国家志、地方志、专门志等，地方志书只是志书之一种，研究方志的学问是方志学，研究志书的学问自然就是志学。从志学思想出发，倡议编纂中国国家志——《中国通志》。认为包括一统志在内的全国性总志都是断代志，且系地志总汇，因而其实质是地方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撰写7篇文章，论述中国国家志的编纂根据、伟大意义、时机条件、取名以及具体运作等，并提出以国家志为龙头、地方志为龙身、专门志为龙尾、中国志业巨龙腾飞的宏大构想。 　　关于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方志界都是进行横向研究，即指出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都有哪几个主要方面和观点，而梁滨久独创从纵向研究，将其方志学思想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即早期，大体上从乾隆二十三年到三十七年（1757—1772），也就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