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旧藏敦煌俗文学的资料综述 中国国家图书馆.pdfVIP

启功旧藏敦煌俗文学资料综述 刘波 王姿怡 2008年 9月，经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的牵线，承蒙启功先生内侄章景怀先生的厚谊，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征集入藏启功先生珍藏敦煌学资料，总计二百一十五种，千余叶，其中大多为启功先生手稿。启功 先生早年已将资料大致分为十三类，分装在十三个纸袋中，上贴纸签，亲书所装手稿内容：燉 各资料、 燉 佛变、燉 俗变、燉 维摩、燉 话本、燉 目连、燉 录 清稿、印刷品 稿件、燉 押座文、校 阅变文信札意见、燉 降魔 破魔、燉 杂文 俗赋、燉 歌曲 纯韵语。柴先生清理启功先生该批资料 时，以更大型的牛皮纸袋，将其合装成六大袋。我们清点发现，这批手稿在内容上可分为三大类：一为整 理、校勘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的校稿、清稿、浮签；二为敦煌俗文学作品相关论文、著作与其他资料， 以及部分俗文学作品叙录；三为校勘敦煌变文过程中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 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国学与西域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资料，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 极大关注，形成 “敦煌学”这一世界性的显学。敦煌文献内容涵盖面极广，人文学科的几乎任何一个学术 门类都能在其中获得研究资料。其中也保留了不少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变文即为其中的重要部分。 变文是俗文学讲唱故事类作品体裁之一，约产生于初唐时期。唐代末年，变文流入民间。十一世纪初 年，因宋真宗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而趋于湮没。变文对宋代话本、白话小说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对宝 卷（明清民间说唱曲艺宣卷的底本）更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史料。关于 “变文”的 含义，学术界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般认为，变文是配合一种故事性图画 （变相）演出的讲唱文学底 本。而学术界在使用 “变文”这一术语时，往往将其用作讲唱体文学作品的总称。启功先生在为 《中国大 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 “变文”中则对其有这样的界定：“唐代俗讲底本。……变文、变相的 ‘变’，是对 ‘经’而言的。在普通语义中，‘经’指正常，‘变’指变异。佛教以佛经为本，以‘变’辅助讲经，也就 是把经义演变成文，即变文。这种讲唱变文，以通俗为主，取其易懂。” 敦煌遗书发现之前，变文仅见于史料记载，《全唐诗》载吉师老 《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反映了民 间艺人讲唱变文的情况；不过，并没有传世变文文本或实物。敦煌藏经洞发现失传千年的变文，是中国文 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对敦煌变文进行整理与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则具有更加非凡的意义。1924年， 罗振玉辑印 《敦煌零拾》中有 “佛曲三种”，其中包括后来收入 《敦煌变文集》的《降魔变文》《维摩经讲 经文》《欢喜国王缘》等三种，这是最早刊布的敦煌变文作品。1931年3月，郑振铎在 《小说月报》刊布的 论文 《敦煌的俗文学》中首先采用了 “变文”这一名称，此后，郑著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 史》又以大量的篇幅对 “变文”加以阐述，在郑振铎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变文”这一名称逐渐流传并 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早期有关变文的重要论著还有：孙楷第 《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1936）、 王重民 《敦煌本王陵变文跋》（1947）、徐调孚 《讲唱文学的远祖——八相变文及其他》(1947)等。1954 年，周绍良编辑出版 《敦煌变文汇录》，翌年出版增订本。该书收录变文作品38篇，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 大的敦煌变文专书。但由于材料搜集困难，校订工作繁复，这一汇录本远远不能满足一般读者和专业学者 的需求。 约从 1954 年起，由王重民、王庆菽两位先生倡导，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六位优秀学者利 1 用国内外公私所藏变文照片和抄录稿，倾注大量心血从事敦煌变文的整理与校录工作。六位编著者拟定了 统一的校录体例，每篇作品先由一人校录，其他五人传观传校，最后由校录人汇总所有人的意见，整理成 校记。此次入藏资料中的大部分即校勘 《敦煌变文集》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底稿、校稿、清稿以及相关会议 记录，大多为启功先生手书，或经启功先生校改。“传观传校”编纂过程在这批资料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和印证：大部分校录稿上都有不同笔迹的校改，有的还有较详细校记；往来信件中更多次谈到书稿传校事 宜。手稿展示了校录过程中反复推敲、汇集众智的特点，充分体现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做事扎实的态度， 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物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发现 《敦煌变文集》所未收的多则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