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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共大”情结 罗志疆 1958年，横空出世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历史的烟云逐渐被人们所淡忘。而作为共大学子的我，每每想起自己当年在共大读书的经历，便难以释怀—— 1963年初秋时节，在云山垦殖场工作的大姐给父亲写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共大去读书？那时，处冷言冷语包围中的我，巴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根本不在乎大姐信中说的：“共大生活艰苦，弟弟能吃这个苦吗？”的话。我对父亲说：“我不怕苦，我要去共大读书！” 其实，共大是一所什么学校，那时的我一无所知。我之所以坚决要求去共大读书，是因为在这一年的6月，我中考落榜，未能考取高中。一时间，各种言语飞进我的耳朵：“爹妈从小惯大的崽，不是块读书的料！”“他能考取高中，我家根伢子就能上大学了！”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年我小学毕业后，为什么只能在民办中学读，为什么初中成绩优秀的我考不上高中，全是因为我们家“”。 中考落榜后，我不愿意呆在家里受气。炎夏酷暑，跟着几个泥水师傅做小工。烈日下，17岁的我挑着一担又一担在水中浸泡过的青砖，一步一步地登上吱吱作响的脚手架。汗水顺着我的脸颊、脊梁往下流淌，身上穿的一件蓝色衬衣，不几天就被汗渍染成了灰白色。母亲看见我的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起来，手臂也脱了皮，心疼得直掉眼泪！我对母亲说：“别人说我是爹妈惯坏的崽，我偏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就在父亲收到大姐来信的第二天，我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裤兜里揣着做小工挣来的几元钱，怀着几分失落几分希冀，走出家门，到共大云山分校去读书“半工半读一枝花，她的名字叫共大。花开高山顶，敬向工农家，勤工俭学是特色，革命青年都爱她……”这是当年流行在共大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1958年8月1日，座落在南昌市北郊梅岭的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分布在全省各个垦殖场的30多所分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时任共大总校校长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在共大总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们的办校方针。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到农学系205班插班，农学专业。学习的科目有语文、代数、几何；还有作物、植保、土壤、气象等。我上的第一堂课是打砖。 秋季开学后，按照系党支的安排，系师生员工用一个月的时间勤工俭学——打砖。我大没打过砖，便跟着班里的阿哥阿姐们学打砖。这些阿哥阿姐大多来自黄浦江畔。别看他们上课时穿得像模像样，有点洋气，可在生产劳动的穿着，与当地老表没有多大区别。 在他们的指教下，我学会了“练泥”、“打砖”等活计。有时在干活中出了点差错，这些阿哥阿姐们便会拍着我的肩膀或者脑袋说：“小赤佬，脑子放灵光点，啊！”上海话“小赤佬”是骂人的，这时听起来，似乎带有几分亲昵！ 一次，我牵着一头大水牯在泥塘中练泥，右脚不小心被牛踩了，痛得我呲牙裂嘴打哆嗦。在我身边忙活的周新大姐，听到我“哎哟”一声，以为我被牛角顶了，赶忙把牛拉开。又俯下身来看我的脚，见没伤到骨头，便让我到一边去休息，她来练泥。 在“向建国14周年献礼”的号召下，农学系全体师生员工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系党支下达的打砖生产任务，我呢算是过了劳动的第一关。立冬过后，我们班上山砍毛竹。第一次去砍毛竹，天刚朦朦亮，我睡眼朦胧地跟着班里的阿哥阿姐们上山。待把砍倒的毛竹扛下山时，顿时感到饥肠辘辘。我扛着两根大毛竹，在一个转弯下坡的地方，差点滚下山去。小雪来临，我们又挑着簸箕，扛着锄头、铁锹，冒着严寒，到里路外的水库去修筑堤坝。 打砖、砍毛竹、修筑堤坝，都是我从未干过的体力活。一开始，我觉得有些招架不住，甚至认为早知这样苦，还不如在家做小工。可是，当我看到身边的这些从上海来的阿哥阿姐们都能吃苦，想到当初我来共大读书下的决心，我也就咬着牙坚持。其实，我到云山分校读书那阵子，我们学校无论是在教学和生活环境上，比起学校创建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学生口粮也由过去每月的28斤增加到36斤，还有3元钱的生活津贴。虽说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口粮也增加了，但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青年人来说，还是常常感到腹中饥饿。因此，我这个小阿弟也会不时地在生产劳动之余，跟着班里的阿哥阿姐们，到附近的老表家去买南瓜、红薯吃。那时，我一顿能吃5斤煮熟的红薯，回到宿舍还要吃掉别人代买的一饭盒饭菜。我们还会不时地把从老表家买来的南瓜、红薯、竽头，放在脸盆里，在宿舍后边的坡地上，挖一个小坑，拾一些树枝和木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今天看来，当年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室外野炊，似乎有些不雅，可是校领导非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把我们这种行为戏称为“打野鸡”。 如果说腹中饥饿有时尚可忍受，最讨厌的莫过于山里的蚊子。那年我到共大去读书，可谓赤手空拳，什么生活用品也未带。在垦殖场工作的大姐，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我不好意思开口向姐姐要钱买蚊帐。夏天来了，我只好和衣而睡，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被蚊子叮得难以入眠，浑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