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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语中生存（节选） 作家最可怕的情形之一，便是从母语中离去。无论是主动的出走，还是被动的放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往往就此终结，至少是黯然失色。这是汉语的张爱玲的悲哀：去国赴美，她亮丽的歌喉骤然喑哑，因为英语的子民听不懂更不要听那些弄堂深宅里旧式家庭的恩怨。那些变幻的月色，那些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生长出的东西，对于他们，这种距离不会比横亘两大洲之间的那片水面更近。在看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太眼中，张爱玲只是一个孤僻的房客，“好像有（精神）病”。这便是英语世界里她存在的意义。她被迫缄默，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因为没有听众。 这同样是俄语的布罗茨基胸中的积郁：被逐出俄语天地的诗人，在飘扬的星条旗下安了家，却无法进入它的语言。“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了他的宇宙仓。”无话可讲往往意味着无路可走，在异质的语言环境中诗人同周围人群相隔绝。所以他要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写信：“我属于俄国，属于俄罗斯文化。”尽管他后来也尝试用英语写作，但情绪和潜意识却远非美国式的。 ??? 这也是德语的托马斯·曼心中难解的纠结：为躲避纳粹迫害，他远走美国。日耳曼文化的骄子，诺贝尔奖的得主，合众国欢迎的客人，却也感到巨大的失落。“我的作品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我的族人连一行也没读过。”他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对德文版却字字计较。他对人讲：“我喜欢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的话，我还是宁可死在瑞士。”因为瑞士毕竟是德语文化区，既然有家归不得，能够在德语氛围中安顿一颗倦旅之心，也总算是聊以自慰。那种无奈，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无端更渡桑乾水，却往并州是故乡。” ??? 还有那些俄国流亡的作家们，从蒲宁到爱伦堡再到茨维塔耶娃，在法语的巴黎，他们出版俄文报纸和文学杂志，以此维系和那一片土地的关联。当一切联络都被切断，剩下的只有语言了。而只要还有语言，就不是最悲惨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之所以震撼人心，便是由于侵略者不但占领土地，还禁止被征服者使用自己的语言，企图借此抹杀一个民族的记忆，那才是最彻底的劫掠和杀戮。 我们只能在母语中生存。一个汉语写作者，与其孜孜让外国人喝彩，梦寐以求登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不如潜心倾听他生息其上的那片土地的歌哭，用母语的音符谱写一部部交响乐或者一支支小夜曲。晚年寓居巴黎的屠格涅夫曾写下这样的话：“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思念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只有对母语抱着这样的爱，才能够把握那一支族系的血脉，贴近那片土地的秘密，使自己的生命借助作品得到延长，使生存变得坚实。 我们很难确定,作为数十亿人的一个微小分母,这些“小人物”的行为会对时代洪流的走向产生何种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些涉及公民权利的关键事件中,每一个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可能会产生改变时代的力量。 不过,谈及“小人物”,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那些基层弱势民众。“一个船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程度,最重要的标尺是看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如何。受历史和现实因素所限,诸如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失地农民等群体,还面临很多尚待解决的现实困难,我们还有1.28亿贫困人口,这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现实国情。因此,当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富强之时,我们尤其应该理解小人物面临的问题和难处,尽可能地给他们平等的机会、通畅的维权渠道、健全的保障体制。这也是长久维系社会和谐之需。 生命的两万天该留点什么 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声音，也失去了响亮的压倒一切的“黄钟大吕”。当年奉为圭臬的东西今天或许被扔进了垃圾箱。人们更懂得珍惜自己的琐细欲望，为物质和肉体急急奔忙。人们抛弃了一个英雄的时代，继而也抛弃了英雄所具有的精华。没有了殉道者般的神圣和信仰，没有了朝圣者般的坚忍与顽强，没有大爱，没有大恨，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 于是，我想到一个人，半个世纪以前，他在《生命的路》中写道：“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这个人就是鲁迅，他追索的是大生命。他“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而拥有一颗黑暗的心”，他“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战士”。可以有千万个陶渊明、苏东坡，可以有数不清的林语堂、梁实秋；但是鲁迅，只有一个。 一种坚挺、鲜亮的人格精神在今天是极其稀罕的。 几天前，重读小说《北方的河》，我再一次被感动。瞧那个人，他坚定地站着！他有一种足以震慑群生的气度，他的硬朗的质地是对众多聪明人的嘲讽，他的沉默和铁一般的冷峻令机会主义者心惊。那个人，他是来自欧亚大陆高纬度的坚硬的风，他有信仰，“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还有海子，质朴而清亮的海子。这位诗人没有活满1万天，但他永远保持了纯洁。他“站在太阳痛苦的光芒上”，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