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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模式主体特征及其挑战 　　摘要： “中国模式”是与“欧美模式”相比较而提出来的。讨论“中国模式”直接的意义在于找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体特征，以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形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战略选择，它的主体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在变迁路径层面，选择了演进理性的变迁方式；二是在宪法秩序层面，完成了宪政的平稳过渡；三是在文化规范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三个特征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但“中国模式”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主体特征； 挑战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28-04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同一时期启动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还有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不过，同样是实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甚至是目标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苏联的改革路径采取的是激进手段，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方式。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之外，拉丁美洲、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经济政策的调整。由于改革理念和具体做法的差异，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必定不同。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 　　198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华盛顿共识”（Washion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虽然对“华盛顿共识”的解读有很多版本，但是私有化、自由贸易、放松政府的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思想是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拉美、亚洲、东欧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选择的路径。“华盛顿共识”是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开出的药方，其基本依据就是信奉市场自由和竞争完全化的“欧美模式”。当“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发展的主流观点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便通过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将国家导向市场中心主义的“欧美模式”。然而??改革之后，前苏联和东欧最终导致秩序崩溃，拉美国家很多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使得“欧美模式”遭到了质疑，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各自国家改造成统一的“欧美模式”？ 　　而与此同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调整的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平稳且快速的增长，这引起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改革和转轨过程。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h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又一次大讨论。雷默认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很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1]雷默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并且认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完全不同，“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1]“北京共识”是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所主张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非“休克疗法”的“大跃进”式的改革。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包含三个定理：一是创新性，通过创新来减少矛盾和摩擦从而实现发展；二是可持续性和平等性，追求一种可持续的注重平等和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主性，通过自主发展追求国家的和平崛起。 　　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就认为近代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出现了精神困境，而中华民族的儒家学说对于解除这种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的文明冲突论也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抗在所难免，中国的崛起可能危及到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然而实际上，正如“欧美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改革理念和发展模式也不一定具有普世价值。讨论“中国模式”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找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体特征，分析如何充分地发挥与完善这些特征，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