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校长“无知”代价.docVIP

先锋校长“无知”代价 　　 　　李庆明是位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人：面容清秀，衣着讲究，说话柔和而条理清晰。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不时双手抱拳撑着下巴，流露出一种沉浸到个人世界中去的神思——这时候，他就像一位在跟自己对话的思考者。 　　过去8年多时间，他一直担任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简称“央校”），并以一系列异于常态的教育改革实验引发了社会关注。 　　但最近他陷入了一场困境之中：不久前他被通知其校长职务将被解除。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创办方之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打算结束与另一创办方——深圳南山教育局的合作关系。这也意味着，作为前者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借用并委派到央校任职的李庆明，将不能再担任校长职务了。 　　迷惘时刻 　　接到通知后的好些天里，李庆明的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众多师生、家长和同行纷纷打来电话，在慰问之余也向他表达祝愿之意。 　　一些熟知李庆明的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自发在网络上发起了挽留他的留言活动，有部分家长代表甚至联名向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界递交了“留任李庆明”的请愿信。 　　南山区教育界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李庆明可按中央教科所的要求安排工作，同时也欢迎他留在南山，由南山教育局协助其按有关规定办理调入手续，然后根据校长聘任程序和实际情况，重新安排其工作。”事实上，李庆明与中央教科所并无人事关系，他当年是应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之邀，以“借用”名义被委派到央校的。而朱小蔓已在2007年离开了中央教科所。 　　7月13日，李庆明向南山区教育局表达了希望留在央校的意愿。但对方没有给他明确回应。现在，每当接到慰问电话时，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先不管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他从未有过如此茫然的时刻。 　　李庆明出生于正饱受“大饥荒”折磨的1959年。1977年的冬天，他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并顺利考入了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两年的大学时光，李庆明用“如饥似渴地读书”描述他的求学状态。教育学、美学、哲学???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为了强化记忆，他甚至养成了抄书的习惯。抄过包括王力的《诗词格律》、李泽厚的《美学论集》等不少大部头。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这名青年总是乐在书中。 　　1981年初，李庆明被分到了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他从此走上了注定将伴随一生的教育道路。 　　南通实验 　　当时的南通师范正焕发出热烈的改革气息，“思想空前自由，教育实践百花齐放”。一脸书生意气的李庆明也开始了他充满“异类”色彩的教育实践。 　　他的教学方式一度曾让那些刚从初中升入师范的学生们深感诧异：他将教材重新修编成自学纲要，开出一长串高年级学生才会接触的书目，提出一堆问题后将学生赶进图书馆里寻找答案。只有在学生们碰到类似“孩童跟成人的想象力哪一方更强、是否年龄越小越有创造力？”之类的难题时，他才会走进教室，组织学生们进行讨论讲解。 　　他逼迫着学生摒弃以往傀儡般的学习习惯，要将他们打造成有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度令学生痛苦的是，李庆明的考试只写论文。擅长死记硬背的学生，无法写出能得到他赞许的合格论文。 　　“我要将学习的自由还给学生，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模式过去剥夺了学生的这一权利。”在他眼里，孩子都是天生的思想者，只要给予自由的空间和适当的指引，即便是不朽、死亡、自由、平等这类抽象的问题，孩子也具有理解和分析的潜能。 　　直到1999年，李庆明一直在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沉于书斋。此时，作为学校教育改革新星，他已是学校科研处副主任。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已不时能看到他发表的教育研究论文。 　　1999年秋天，李庆明做了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带着南通师范一批优秀学生前往位于上海崇明岛上的一所乡村小学开始了“田野式”教学实践。 　　在这之后的四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要先骑两个小时摩托，再坐渡船才能抵达的小学里度过。他经常白天带着南通师范的学生们游走于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跟乡民交谈，晚上与学生们通宵达旦地编写整理资料。包括民俗读本、游戏读本、诗歌读本、亲情读本、童话读本之类的一系列传统文化手册从他们手中诞生，并在那所伫立于江边的小学里与其他常规教材被一同传授。 　　李庆明还与师生一道平整出了小足球场，设 立了小图书馆，引入英语、电脑、钢琴课程。在这间学校里，农村孩子第一次有了了解和参与外部世界的渠道。 　　他夜以继日地探索乡村教育的细节，编写各种教学材料，一遍遍地修改学生们的教学方案。许多寂静之夜，他屋里的灯会一直亮到凌晨三四点。 　　央校教改 　　2003年的一个邀请扭转了李庆明的命运。 　　当时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