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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灾难性报道中“符号矩阵” 　　【摘 要】重大灾难性报道是我国传媒报道中的重要方面。在媒介仪式视角之外，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生”、“死”、“灾难”和“救援”是符号矩阵中的基本义素，遇难者、幸存者、救援者和非灾区者是主要的行动角色。重大灾难性报道传达出对人本身的关照，参与了人“死”而“被铭记”的仪式过程。 　　【关键词】格雷玛斯 符号矩阵 汶川九歌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突发性自然灾害一次次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和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也构成了对我国传媒的一次次考验。无论是实力雄厚的大媒体，还是偏居一隅的小媒体，其反应速度、直播时长、报道规模、社会影响等指数都被刷新。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在传媒对重大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也出现了某些转变。这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在众多的研究视角中，媒介仪式被运用得更为广泛，解释力也较强。研究者们引用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观点，将这类重大的灾难性报道界定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①，是典型的媒介仪式。媒体在报道中作出了“媒体的/非媒体的”、“媒体中人/非媒体中人”、“媒体人/非媒体人”②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区分。同时，展演了“征服脚本”和“加冕脚本”，形成“国人/族”的高度整合，并将国家总理“加冕”为大众明星③。也有学者对全国哀悼日的直播报道进行分析，认为全国哀悼日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成为一种“治愈性仪式”④，在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想象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从媒介仪式入手的研究，大多强调其功能，即社会整合、营造民族共同体等。除现有的媒介仪式研究之外，笔者认为法国结构主义者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本文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的“汶川九歌”为具体案例，尝试性地分析重大灾难性报道中的符号矩阵。 　　一、格雷玛斯的“符号矩阵” 　　在符号学领域，巴黎符号学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主要是指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派。结构语义学派将研究重心放在符号的意指系统，即能指与所指的构连过程。格雷玛斯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由对立构成的”思想，意识到差异在意义产生中的重要性。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格雷玛斯也影响极深。这种“对立”的思想贯穿于格雷玛斯的结构语言学派中。 　　同时，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叙事功能研究，也对格雷玛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曾运用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进行“压缩和结构化”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两方面的成果：其一，将普罗普所谓的31种“叙述功能”转化为6种角色，即主角与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其二，发展了斯特劳斯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将二元扩充为四元，并在对立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聚合项的）要素类别”。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成果，格雷玛斯提出了“符号矩阵”，用以分析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符号矩阵”如图1所示： 　　在这个“符号矩阵”中，存在着“对立”与“矛盾”关系。其中，S1与S2 相对立，两者是相互否定的。S1 与■ 相矛盾，S2 与■相矛盾，矛盾意味着差异，但并不相互否定。为了更清晰地表述四个义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图1加以适当的转化。 　　在对“符号矩阵”的众多具体实践中，杰姆逊最为突出，我国研究者对其也引用较多。按杰姆逊的叙事分析，可以把握住运用符号矩阵的基本步骤。第一，“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⑥。对符号矩阵的各项赋值，即确定各项的作用。第二，整合各个已经赋值的项。在操作中，应避免简单地将人物当成符号矩阵的四项，因为“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⑦。 　　二、“汶川九歌”的文本呈现 　　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名为“汶川九歌”的大地震现场报道。它在头版引用了屈原《九歌·国殇》篇中的部分内容，并取“九歌”之意，将报道整合于九个主题之下：死亡之弧、闭绝之境、希望之手、草根之力、高悬之台、财富之痛、悲剧之容、传播之道和声音之切。九大主题各有侧重，但在关键词和“行动角色”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共性。 　　1、关键字：生 　　地震，在诸多破坏中，对人生命的毁灭性破坏第一位的。“生”成为了地震报道中的一个关键字。“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面体。“死亡之弧”和“闭绝之境”内，有“丧生”的残酷，更有“求生”的努力。“希望之手”紧紧把握黄金救援时间，部队、消防和医疗相互配合，探寻废墟之下幸存的“生命”痕迹。“草根之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求生者”带来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高悬之台”是对新险情的高度警觉，努力避免地震之手将幸存者的“生”再度夺去。“传播之道”更是将这些与“生”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