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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帝王与南唐禅宗传播 　　【摘要】南唐三代国君崇奉佛教，不仅亲作佛事，还从政治上、经济上大力支持佛教，采取了建寺度僧、礼敬高僧、分封法号、翻译佛经等一系列措施，为南唐禅宗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保证，形成了有利于南唐禅宗发展的稳定、融洽的传播环境。南唐禅宗的传播活动包括：禅僧和南唐君臣谈禅论道；各宗派禅师收授门徒，弘扬禅法；各宗派禅僧行脚游方，促进了各禅系之间禅法的交流和佛学修养的提高。 　　【关键词】南唐帝王，南唐禅宗，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4—0022—06 　　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专制的皇权统治下，任何宗教的传播都深受政治的制约，受着帝王信仰倾向的直接影响，“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释道安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论是正史还是佛教徒都对佛教依赖于皇权政治的现实颇有体会。纵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其在中国汉地的传播与当时的皇权统治密切相关，凡是得到统治者支持时，便是其大力发展期，而诸如“三武一宗”灭佛时代则几乎让佛教徒的传教事业覆灭。所以，皇帝的态度对佛教传播至关重要。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南唐禅宗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活动。 　　五代十国时期是佛教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宗在南方诸国鼎盛局面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南方诸国相对承平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帝王对佛教的利用崇奉关系密切，而作为南方强国的南唐则尤为明显。南唐皇帝不仅利用佛教加强自己的统治，还狂热地崇奉佛教，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国君的奉佛行为为佛教徒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保障，南唐境内不仅有文益禅师创立了法眼宗，还有来自境外的其他各派禅僧频繁到此驻足参学，南唐禅宗因此出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 　　南唐开国君主李界，就成长于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据史书记载，李异的父亲李志，做徐州判官时，就喜读佛书，常常到佛寺中游息，被时人称为“李道者”。后李志去世，李昪的姐姐出家为尼，成为孤儿的李昪曾托身于濠州开元寺。这种家庭的熏陶和童年的经历对李彝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成年后，李昪辅佐杨吴，吴定都广陵，李昪在建业修建豪宅，宅邸建成后，李昪设无遮大斋七会，为累死的工匠荐福。在他的晚年曾迎请大兴寺桑树所生木人于宫中虔诚供奉。礼佛、荐福是列祖李昪的主要奉佛行为。 　　南唐政权传递到二三代时，国主奉佛的心理和举动更加强烈和明显，陆游《南唐书·浮屠传》有载：“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李璟李煜父子二人和佛教结缘固然是出于家族传统，但还有来自个人心性的原因，喜欢清修是他们向佛的根源所在。“璟天资高迈，始出阁，即就庐山瀑布前构书斋，为他日闲适之计。及迫于绍袭，遂舍为开先精舍”。筑书斋就是为了日后过闲适清幽的生活作打算。李璟登上帝位并非出自本心，他曾在22、24、25岁时三次固辞太子之位。后主李煜作为李璟第六子，本和皇帝无缘，自幼喜欢诗文书画，加之宅心仁厚，天性澹泊，所以“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但是“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李煜乃李璟第六子，当时太子宏冀与皇叔景遂争权夺势，宏冀鸩杀景遂，不久宏冀也辞世。在众兄早亡的情势之下，无奈的李煜登上了皇位。 　　崇奉佛教的国君都有一个共性：本人对佛教极为笃信，李璟李煜和他们的先人一样，曾亲作佛事，如李璟奉佛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喜欢阅读佛经和诏请高僧讲经两方面。据史书载李璟喜欢《楞严经》，曾命冯延巳为该经写序，序言：“首楞严者，自为菩萨密因，始破阿难之迷，终证菩提之悟。然则，阿难古佛也，岂有迷哉?迷者，悟之对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设问，凭悟而明解。皇上聪明文思，探赜索隐，云散日朗，尘开镜明，以为大赉四方，未为盛德。普济一世，始日至仁，或启佛乘，必归法要。”浮屠传僧人玄寂博通经藏，李璟保大年间曾被诏请人宫讲解《法华经》。 　　李煜的奉佛比之其父更胜一筹，他亲做佛事，跪拜佛像，据史书载：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他还曾手书金字《般若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他还写有《看经发愿文》，发起誓愿。延请高僧讲经也是他笃信佛教的体现，僧玄寂曾被后主召入宫中，口说《华严经·梵行》一品。金陵被围，南唐国运命悬一线，后主仍在净居室闻听僧人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解《楞严经》《圆觉经》。 　　作为统治者，南唐三代君主不仅诚心信仰佛教，亲作佛事，还从经济、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佛教传播和发展的措施，使得南唐禅宗形成了融洽、稳定的传播环境。 　　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事建寺度僧。以金陵一地为例，烈祖李异时新修的佛寺有净妙寺等，重修(建)的佛寺有月灯禅寺、方乐院、开善道场(南唐舁元中徐德裕重修，后主又改为开善道场)；中主在位期间新建的佛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