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时时想念我这个20世纪渺小征人”.docVIP

“请时时想念我这个20世纪渺小征人” 　　1966年11月的一天，切·格瓦拉位于哈瓦那的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切的妻子阿莱伊达向孩子们介绍，这位是来自乌拉圭的“拉蒙叔叔”。面对这个白发、谢顶、驼背的拉蒙大叔，孩子们起初有点羞怯和害怕，但这位大叔与他们逐个拥抱、亲吻，他们很快打成一片。 　　在餐间举杯时，格瓦拉的小女儿塞莉娅忽然对拉蒙说：“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喝葡萄酒会兑一点水。”拉蒙微笑着看了一眼阿莱伊达，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女儿真不简单。” 　　眼前的这位拉蒙叔叔，正是孩子们几年未见、终日思念的父亲切·格瓦拉。他此次前来是向孩子们道别的。为了避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视，不透露自己的行踪，切不能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回到了古巴。当孩子们高兴地与“拉蒙叔叔”道别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与父亲今生的诀别。 　　46年后，当我们在北京工体西路上一家设计风格前卫的酒店里提及这段往事时，切的长子卡米洛·格瓦格说他完全不记得这些细节了。“当他离开我们前往刚果时，我只有3岁。我的回忆很混乱，记忆和梦境纠缠在一起，就因为这样我自己很少提及这些，因为我不能肯定我的回忆到底是不是真的。” 　　现任古巴格瓦拉研究院联络员的卡米洛，此次以特约策展人的身份来华——切·格瓦格的摄影展正在北京东郊举行，一系列极少公布的、切·格瓦格亲自拍摄的照片，展示着这位革命偶像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架神圣的小相机 　　在一张拍摄于1950年的黑白照上，切跨在一辆加装了马达的自行车上，戴着遮阳帽和风镜，身上还背着一只备用车胎，充满了青年的无畏与幽默。当时他正整装待发，准备开始独自环游阿根廷的旅程。 　　这张无论成像还是洗印都不尽完美的照片，被他命名为“自画像”。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使用自拍设备，也是他的第一幅“自画像”。 　　一年后，切与好友开始了那次著名的穿越南美大陆的摩托之旅。当年与切同行的阿尔贝托·格兰纳达回忆道：“当他从卡利本旅行回来时，手边多了一架小型的莱卡相机，我知道此前他有一架比较大的柯达相机，但几乎没见他使用过。在此后的旅程中，我们就用这架莱卡拍照。但我们拍的并不多，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买胶卷。” 　　虽然没有足够的影像，但切以他感性真挚的文字记述下了这段传奇旅程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怎样在艰苦的旅程中建立起毕生的志向——解放南美洲。 　　在他第二次穿越美洲的旅途中，切真正建立起一名专业摄影师的素养。同行的朋友卡雷卡·费雷尔回忆：“他的行李中最重要的就是那架小相机，我不知道那是他买的还是什么人送给他的礼物，反正它是神圣的。有一次，我们搭上了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并且已经行驶了5个小时，切忽然说：‘我把照相机落在诺格斯了。’说完他就要求下车，并让我们不必等他。我们去了提提卡卡湖，切第二天才追上来，带着他的相机。” 　　在玻利维亚拉巴斯，他遇到一个在阿根廷工作的德国摄影师，这位德国摄影师系统地教授了他摄影的技巧。他的日记里详细记录着对这位摄影师的作品的评价，包括它们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切越来越多地涉及影像记录，而非文字。他的拍摄涉及多种主题，他尽量趋向现实主义，并且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方法。 　　在巴拿马，切第一次发表了一部分作品，那都是在两年间旅行中的照片，一直保存在他有限的行李里。已经发现的文献中，有一本切在那个时期所作的摄影笔记，里面详尽地记录了他在什么地方保存他的每一卷胶卷、在哪里拍摄、在哪里曝光洗印。 　　也正是在那一次旅行中，切的人生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的母亲回忆当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他送行的情景：“当时我看见他跳上已经开动的火车，冲着我们挥手。我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再也见不到我漂亮、可爱的儿子了。” 　　在危地马拉，切经历了美国干涉下的危地马拉政变，他亲身体验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对美洲的控制与压制，而人民之中抗争的暗涌更令他心潮澎湃。在这场斗争中，他第一次以政治鼓动家的身份参与到集会中，成为受人瞩目的演说家和鼓动者。他也因为这场运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入共产阵营的黑名单。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心爱的姑娘——信仰共产主义的女学生伊尔达。 　　伊尔达，这位其貌不扬的情人，是切的启蒙者。她为切带来列宁、《资本论》与毛泽东，介绍他进入危地马拉共产党，还撮合他结识了第一批古巴革命流亡战士。 　　1955年早春，切手中的那架莱卡照相机异常忙碌。伊尔达刚刚来到墨西哥与他会合，两人都因危地马拉政变而避祸于此，他们相爱了，并开始谈婚论嫁。窘迫的经济情况令他有段时间不得不在“三种文化广场”上为游客拍照赚取生活费。3月，阿根廷拉丁新闻社在墨西哥成立分社，切得到了一份摄影记者的工作，去采访正在墨西哥举办的泛美运动会。 　　在他这段时间留下的影像素材中，除去游客肖像与运动会的竞技场景，还有众多古代印加帝国建筑，那些宏伟的图腾象征着切的理想——美洲。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