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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模式理性思考 　　摘要：工资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在各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模式。本文通过对选择的典型模式的简单分析和研究，从政府、工会、企业、劳动者等协商的主体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得到值得借鉴的启示，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缓解当前的劳资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工资 集体协商 劳动关系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进程的深入，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已经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得劳动关系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有组织的、自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工资集体协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政府的主导下，集体协商正循序渐进地开展，依托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全国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得以稳步推进。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各级工会组织以及劳动关系方面的专家都有很深层次的理解。谢玉华（2011）认为中国有希望走出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工资协商制度；冯同庆（2012）认为，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必须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才能使协商结果取得实效。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些典型模式的理性思考下得出一些可借鉴的启示，希望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推进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模式现状 　　工资集体协商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中被定义为企业代表和职工代表就工资分配形式、制度、标准及其支付办法等事宜平等协商后，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同济大学孙祖芳教授认为工资集体协商是在国家法律保护和约束下，通过企业(雇主)与工会(工人)之间的谈判来决定工人工资的一种工资决定方式。 　　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国家借鉴西方的集体谈判制度，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从法律上施行的一项制度。开展这一制度16年来，政府一直都发挥其行政规制作用，劳资平等协商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政府的力量。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政府起到很大主导作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谈判制度，也不同于一些亚洲新型工业国家的协商制度。它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通过逐步培养劳资双方的主体意识，最终达到劳资自主对话协商的机制；虽然依靠民主协商来协调劳资关系，不像西方劳资斗争来得那么彻底，但却可以减少斗争冲突带来的伤害。就我国国情而言，渐进式改良更加合适。改革的过程虽然艰难，但还是有成功的范例值得借鉴和思考。下面介绍一些典型的模式来促进理解： 　　武汉模式，是指武汉市餐饮行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而签订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这一事例，它是在政府主导下“以上代下”模式的典型。在没有成熟的行业工会的背景下，上级工会（产业工会）代行其职，与行业协会协商成功的，可以说为众多有类似背景的但又急需开展行业集体协商的地方提供了可学习的样本。 　　温岭模式，也是在温岭政府主导下，行业协会和工会相对健全的前提下，依托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模式，目前已在16个行业、19个区域内开展了；且多个地方前去温岭学习交流。 　　南海模式，是南海本田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成功解决罢工问题的事例，它是“上助下”的模式的典型，是上级工会帮助重建企业工会，再由企业工会与企业协商对话的一种模式，是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向劳资自主对话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二、对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模式的理性思考 　　在研究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模式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协商的成功离不开协商过程涉及的主体，他们意识态度的变化都将对协商的成功与否产生重要作用。在此，从政府、工会、企业、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得出一些理性的认识。 　　1.政府要负责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政府作为劳动关系的第三方，在劳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当前转型期劳资矛盾较突出的情况下。根据Bill Taylor、常凯、李琪所著的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的观点，提出政府在劳动关系中扮演着四种角色：一是规制者；二是监督者；三是损害控制者；四是调解与仲裁者。政府就如何扮演好其角色方面，还有待努力。 　　（1）政府作为规制者。劳动关系中的“政府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劳动政策（包括法律和政令）的制定和实施来干预、调整和规范劳动关系的行为，这也是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政府应该做到：第一，加大立法进度，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尤其是对各种分散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与解释。就武汉签订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讲，集体合同是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只是倡导性规范，它是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刚性支持和保障的。再比如2000年1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