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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语》中孔子中庸思维方式
论《论语》中孔子中庸思维方式
摘 要 “中庸”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也是孔子独特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过犹不及”,提倡“时中”,希望以一种中庸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和指导行动。本文旨在从《论语》原文入手,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中庸 过犹不及 和 时中
“中庸”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庸》一书对这一思想进行过深入的阐述,极大的发挥了其形而上的意义。然而,“中庸”一开始在孔子那里,并不具备太多的形而上意义。《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之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在孔子那里,并不是一种高深的哲理,而更像是一种普通百姓都应有的德性。同时,中庸作为一种人生智慧,也是孔子习惯性思维的重要方式。在本文中,笔者就以《论语》为依据,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1 “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何晏《论语集解》中解释为“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而沿用得更广的是朱熹的解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中庸:“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无过不及,即达到中道。中庸之道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形容的就是一种适中、合宜、无过和不及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而在《论语》之中,孔子正是把中庸当做了一种行为处事的思维和态度,并没有像后世的思想家那样对中庸做了深奥的学理发挥,把中庸融入生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孔子中庸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论语·先进》篇中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让孔子评价子张(师)和子夏(商)谁更贤能。子张这个人才高意广,性格偏激,孔子曾评价他“师也辟”(《论语·先进》),所以在这里孔子认为子张“所失常在于过之”;①而“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②子贡听了这个评价,进一步发问,子张的“过”是否比子夏的“不及”要好些?孔子则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失中”???表现,都是不合适宜的,只有无过无不及的适中才是好的。而适中,即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
本着“过犹不及”的中道思维方式,孔子在评价人、事、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喜欢持极端的态度,而是“无可无不可的”,喜欢保留一定的余地,不做绝对的判断,以适中为度。例如,诗歌创作要讲究情感的中正,不要过度的宣泄,因此他对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关雎》很是欣赏,认为这才是诗歌创作的中庸境界。又如,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孔子并不以偏盖全,抓住某人的某一优点或缺点进行专断,而是全面考虑,综合评价,他对于管仲的评价就突出了这一点。一方面,管仲是存在道德缺陷的,孔子曾评价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孔子并不因此就对管仲进行了全面否定,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还是肯定管仲具有仁德的。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就曾与子路、子贡两名弟子对“管仲是否具有仁德”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仇人齐桓公,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得上仁呢?而孔子却告诉弟子,管仲如果为公子纠以身殉难,这只是“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节小义不能称之为仁;正因为他没有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齐桓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这样的大功绩比起以身殉难的小节小义,才更能称得上仁。孔子甚至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再如,在谏诤问题上,孔子也讲究其中的一个“度”,“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对于君主和朋友,谏诤是应有度的,如果过了度,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适中”是孔子非常提倡的一种态度,因为过和不及都存在缺陷,所以“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行为并不可取,只有合于度的“中庸”才是合宜的。
既然思维方式是中庸的,那么对于孔子而言,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以,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孔子的行为是无所可守、毫无原则的呢?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度”呢?简单而言,就是“义”和“礼”。以中庸的方式行事,其必须坚持的标准是符合义与礼的要求。《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有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行为的是非取舍不应当固化,而应以“义”为准则,在各种情况下行动都能够依义而行,做到合宜合理就是符合中道了。此外,“礼”也是制中的条件之一,合于礼,才是合于“中”的行为。《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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