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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之外考古学暗流 　　作为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通过采用更丰富、更系统的科学发掘资料和更多维向度的学术史视角，《暗流》重新厘定和梳理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田野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形成和转型，并反思了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安阳之外”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考古学传统本已尘封多年，在作者的努力下，单线式、一元式的考古学史写作方法被修正，而中国考古学史中被遗忘的“隐匿的多数”也终得正名。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