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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凌华要有敢讲真话学术氛围 　　丁凌华：1952年2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 　　已出版专著《中国丧服制度史》、《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发表论文《宗祧继承论》、《家族主义法渊源略论》、《法文化视野中的传统与现实》、《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等七十余篇。曾获司法部优秀论文奖，司法部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合作），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主编），上海市育才奖等。曾被学生评为校第五、七、八、九、十届“十佳”教师。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 丁老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您，首先请问，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丁凌华（以下简称“丁”）：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很长了，我是带着工龄读大学的。我在读大学之前工龄已经九年了。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生，就是1977年那一届，实际是1978年2月份报到入学的。“文革”前，我在上海中学读书，读到初二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是属于67届初中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老三届”。“文革”开始以后，我在我们学校待了三年左右，到1969年的3月份，就上山下乡去了。 　　我下乡到了吉林省的梨树县，当时17周岁，在乡下待了三年。我们下乡的14人一个集体户，10男4女，其中12个人都是高中生，只有两个初中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三年，我从他们高中生身上学到很多好的品质，至今仍然非常感谢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在东北农村的三年，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我看到了中国农村惊人的穷困落后，看到了农民的艰难无助，也看到了某些基层官僚的不学无术与横行霸道。我不再迷惑于豪言壮语，我开始怀疑领袖的权威，我学会了独立思考…… 　　三年后，我们都抽调到了工矿企业。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977年9月，正式召开了全国的教育会议，在会上定下来恢复高考，通过广播传达给了全国人民。当时，我正好在吉林省舒兰县的一片原始森林旁的水库工地上???装闸门，一听到广播马上向领导请假。当时国家规定，参加高考请假的必须准假，领导准了我的假，我从工地赶到长春。后来，我就在长春复习，复习时间算在一起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样子。 　　结果，我考进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我们这一批学生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一下课就围着老师问问题，每天都去图书馆抢位子，学习氛围空前热烈。我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什么书都借，只要是感兴趣的，小说、文艺、政治、历史、哲学，阅览面非常宽。 　　记：在读大学期间，您对哪些老师印象比较深呢？ 　　丁：大学四年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基本上是我们历史系里的。比如金景芳先生，从现在来讲，可以称作国学大师了，搞先秦史的，给我们开过先秦思想史的课。给我们上目录学的老师，叫罗继祖，他祖父是考古学家罗振玉。现在的《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辽史》或是《金史》就是罗继祖点校的。还有一个老师搞中国近代史，叫李时岳，后来是汕头大学副校长，讲课讲得非常好。在那个时候，观点属于超前了，敢于讲人家不敢讲的。 　　还有赵锡元老师，他讲先秦史，讲得非常好，那个老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且手下一点不留情，我大学四年就在他手里拿到唯一的一个三分。他考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名词解释、问答题之类的。他就出一个大题目，谈谈你对秦末农民起义的看法，开卷考。那个时候不知道论文怎么写，胡拼乱凑。结果，他认为不符合规范，给了三分。回过头来，我很感激赵锡元老师。 　　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林耘，他也是上海人，是考古专业的，那个时候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他在系里面还是默默无闻。现在，考古学界一提到林耘那是大名鼎鼎不得了，是泰斗级的了。 　　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柳春藩是讲两汉史的，对我无私关怀；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春圃是研究宋史的，也是个可亲可敬的人。 　　另外是法律系的老师，我听过两门课，印象比较深的是乔伟的秦汉法制史。乔伟在法制史学界很有名，不过去世得比较早。他以前是右派，但没被下放，让他留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所以他在图书馆当右派，一直看书，“文革”结束后，功底显示出来。他讲课底气足、条理清晰，有一种霸气，是法律系学生公认讲课讲得最好的。 　　以上这些老师的人品与学术都对我以后做人、做学问、讲课影响很大。 　　记：您开始学的是历史，后来怎么转变兴趣了呢？ 　　丁：我是被动转向的，因为我们毕业是国家分配，我被分配到华东政法大学。进了华政之后，学校本来考虑让我到党史教研室，但研究党史不是我的优势，我最熟悉的是古代史，所以，我希望能分到法制史教研室。当时管教学的副校长曹漫之比较开明，让我去试试。于是一直试到现在，近30年了，至今也没人跟我说我的试用期已经满了，大概要一直试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