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检察一线预防思考.docVIP

来自检察一线预防思考 　　关键词》》》江苏常州·涉农惠民 贪污贿赂 　　“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严重影响农村稳定 　　2012年以来，常州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积极贯彻落实高检院、省院关于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部署，共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9件21人，占同期立案总人数的35.6%。 　　在查办这些案件中，检察机关发现，除了一般职务犯罪共性外，“涉农惠民”领域的贪腐案还有其“个性”特点，如涉案数额高，波及领域广，社会危害性严重；犯罪行为复杂多样，部分案件手段不断翻新等。 　　在办理的19件21人涉农惠民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重大案件占68%。从涉案领域看，主要涉及农村基础工程建设、清洁能源建设、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资金管理、农村人事调动等各个领域，除人事调动领域外，都属于案件高发、多发环节。而在土地征用开发、拆迁补偿安置等领域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往往并存，在涉农惠民资金管理领域，则是贪污犯罪和挪用公款犯罪容易高发。无论是重大案件比例还是涉案环节，涉农惠民职务犯罪都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贪污犯罪的传统手段主要为采取收入不入账、私自截留等方式直接侵吞公款，或通过虚开发票、重复报销等方式冒领、骗取公款。但在这类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除了传统手段外，还出现了新的方式方法，有的是通过核销呆帐隐匿公款后私分，有的是以质量不合格为名克扣工程款后私吞。 　　如溧阳市院办理的吴某某、汤某某共同贪污案，两人利用担任村干部的职务之便，在农村路桥建设过程中，以质量不合格为名克扣工程款后私吞，涉案数额达16万元。涉农惠民受贿犯罪主要为利用手中的职权在农村基础工程和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发包、土地征用拆迁中谋取个人私利，或利用自己的权力协调征地单位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收受或索要贿赂。但也出现了在涉农惠民领域少见的收受“干股”并进行分红、收受明星演唱会门票等新犯罪形式。挪用公款案件尽管数量不多，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有的是合谋挪用，有的是受他人指使挪用；有的挪用公款给他人办厂开企业，或作为生意周转资金，或用于???人生活开支等。 　　同时，因为窝串案现象突出，查处难度大，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在查办的19件案件中，17件为窝串案件，比例高达89.5%。其中尤以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窝串案较为突出，共计8件均为窝串案，占到立案数的47.1%。 　　农林系统的窝串案也较为明显，如金坛市院办理的农林系统职务犯罪窝串案，一举突破5件6人，其中贿赂案件4件4人，滥用职权案件1件2人，涉案总金额达300余万元。其中中层正职以上干部占66.7%，大多都是农林系统内的领导以及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 　　窝串案突出的现象，不仅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也导致案件查处难，严重影响了农村和谐稳定。由于涉案人员利益相互交织，容易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反侦查意识和能力强，甚至在实施犯罪之初便详细筹划，或以投资、入股、共同经营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使得犯罪难以发觉，给侦查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此外，由于涉农惠民案件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加之案件查处难度大，致使村民较多使用上访等非正常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一定的隐患，给农村维稳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具体表现在： 　　村民自治落实不力，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应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该法第二十四条又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九大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部分村干部民主意识比较薄弱，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很少通过村民会议来决定，大多由村干部商议决定或由村主要负责人决定。同时，有些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较多，绝大多数人不愿专门为参加村民会议或选举而回村，甚至无法联系，使召集村民会议存在一定困难，致使法律关于村民自治和民主发展的规定形同虚设，民主监督制约机制严重不足，导致村主要领导“大权独揽”，增加了犯罪的机会。 　　个别人员素质不高，服务民生意识不强烈。从办案情况看，查处的21人大多在村集体、民政、建设管理、村镇市场管理、农林管理等部门或组织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理应具有相当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但多数涉案人员当“大权在握”时，逐渐变得骄纵蛮横，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丧失了服务民生、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逐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部分涉案人员已临近退休，认为自己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半生，且比较辛苦，逐渐产生“捞一票”的补偿心理，便把党风廉政建设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一边，慢慢滑向犯罪的深渊。更有个别村干部，把党和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当做作威作福、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勾结黑恶势力欺压群众，对控告、举报群众打击报复。 　　公共项目管理不善，监督制约措施不得力。从查办案件情况看，涉农惠民职务犯罪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