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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外源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动力与路径
东亚外源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动力与路径
摘要: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存在四项基本关系:其一,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其二,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其三,通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文化的形塑作用,社会传统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外部环境因素有可能动摇和瓦解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推动政治转型,但稳定状态的重构取决于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关键词: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社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政治文化;东亚
中图分类号:DT3/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83-07
19世纪以降,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东亚各国相继走上现代化道路,但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并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本文在对东亚国家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中观”政治结构层面的分析框架,形成东亚国家政治发展动力与路径的简明图谱,从而在“微观”政治现象层面与“宏观”政治价值层面之间建立一个有良好解释力的桥梁。
一、政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政治发展的概念,学界尚不存在普遍共识。基于中观层面研究的需要,本文所称的“政治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利益结构调整和政治文化变迁,政治权力结构反复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型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持续演进过程。而“政治转型”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从一种稳定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演进的完成。这里又涉及三项相关的概念,需要作进一步的界定:
第一,政治权力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政府对国家资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能力”。政治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国家资源,既包括政府直接垄断的国有资源,例如财政税收、国有土地、林木矿藏等,也包括政府通过政策所能影响到的非国有资源,例如民族产业在贸易保护政策下享有的国内市场份额等。
政治权力的主体不仅有直接掌握政权的政治人物和组织,也包括对政权和国家政策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相应地,政治权力的作用方式既可以是直接把持政府权柄,例如通过军事政???或民主选举上台;也可以是间接影响政府掌权者,例如通过游说、贿赂、施压等途径达成目的。
政治权力的作用结果表现为参与对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前者主要通过制定重大政策法规的方式实现,例如行业准入、矿藏开发、产业保护等政策法规,有可能形成中长期影响。后者主要通过政令决议的方式达成,例如财政预算分配、税率水平调节等,通常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第二,政治权力结构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的归属格局、总量增减和主体数量三方面。
政治权力的归属格局,是指政治权力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分布的格局。政治权力归属格局的调整结果,主要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博弈,从短期来看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保守派“复辟”的政治现象并不鲜见。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泰国军政府的瓦解,军人集团失去了以往的政治权力主导地位,从而使政治权力的分布日趋多元。但是,军人集团在泰国“民主化”十余年后,于2006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废止民主宪法,接管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的总量增减变化,是指政治权力实际可控范围的改变。政治权力的总量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改变的基本因素。例如20世纪后期,东亚部分国家开始从威权体制走向多元体制,与政治权力实际可控范围的改变存在内生联系。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权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种类和份额会相对降低,而在法制框架内由社会自行运转、配置的资源种类和份额将相对提高,从而逐步改变原有经济利益结构。社会掌握资源的不断增加,有利于拓展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抵制国家权力侵蚀的“自强化”趋势,进而对政治权力产生有效制约。除非遭遇极端情况,例如发生涉及民族存亡的国家间战争,否则政治权力的实际可控范围很难“逆势”增加。政治权力总量增减的“不可逆性”特征,使其演进趋势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从长期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政治权力的主体数量是区别政治权力结构类型的主要依据。东亚的威权体制国家,尚未摆脱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在生产资源中国有资源相对于私有资源具有优势,控制国有资源的是少数群体,因而他们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这是威权体制的基础。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私有资源的发展膨胀,经济利益主体相应出现多元化,许多新的行业和新的经济利益主体出现了,国有资源在生产资源中不再占据优势,控制国有资源的群体难以继续保持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很多新的经济利益主体获得了政治话语权。这是多元体制形成的内在动力。新的经济利益主体以何种方式和形式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将决定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转型的进程。
第三,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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