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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音乐轨迹 一2008年1月5日晚，我赶到首都工人体育馆，为的是那场“时代的晚上·20年经典回顾———崔健北京演唱会”。我的票买在307区的38排，那是侧面比较靠后的位置。快开场时，见正面一点的前几排还有空位，我便游荡到那里。这意味着那晚的演出并非座无虚席。据我观察，那天晚上像我这把年龄的中年观众居多；而崔健唱的也大都是老歌，很容易引起共鸣，但场面并不算特别火爆。一位当时置身现场且在1990年也看过崔健“首体”演出的网友曾如此比较过这两场演出：“1.1990年的演唱会，全场从头到尾观众都是站着看，这场大家都坐着。只有最后返场的时候唱《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才全场起立，万人一起K歌。2.1990年的演唱会，观众席基本被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渲染成第二个舞台，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场演唱会，只有一面印有崔健头像的红旗成为全场的亮点。???为没有旗杆，也没造成彩旗招展的效果。（会场不让带进来，所有饮料和荧光棒都禁止入内。会场临时加了安检措施，过了之后还有贴身检查，简直比出境安检还严格）。3.48岁的崔健比18年前明显地随和、亲切以及娱乐了一些，整个歌曲串场中也夹带了一些话和玩笑，这些都是1990年演唱会从来没有的。那时的崔健话很少，很犀利。”（天王：《时代的晚上·经典20年回顾———崔健个人演唱会》，http：///thread9653411.html。）当年的演出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清楚，但作为2008年摇滚现场的一个目击者，我以为这位网友的描述是靠谱的。而他所谓的18年前的那场演出，指的是1990年1月28日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首场演出。看完那场演出之后我有些感慨。崔健虽然宝刀不老，但来听崔健摇滚乐的观众却大都老了。早在2005年，崔健已推出了他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不过现场观众对他的新歌反应平平，只是听到那些老歌时才有了一些激动。这么说，那些走进摇滚现场的观众莫非来怀旧的居多？而通过怀旧，通过那种物是人非的现场，他们或许才接通了20世纪80乃至9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我想我的猜测应该有些道理。现在看来，自从摇滚乐在1986年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之后，它也确实开始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之旅。众所周知，伴随着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后崔健群”也集体亮相了。张楚的《姐姐》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何勇的《垃圾场》和《姑娘漂亮》，“唐朝”“黑豹”等等摇滚乐队的主打曲目，那些摇滚音符总能把人迅速击中。再加上崔健的另外两张专辑《解决》（1992）和《红旗下的蛋》（1994），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那些摇滚歌手的音乐才准确表达了时代精神，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崔健选择了摇滚，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件批判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摇滚也就只能是重金属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嘶力竭的长啸。摇滚歌星在舞台上的姿态也就只能是不妥协、不气馁和无边无际的怀疑、无穷无尽的发问。他们歌唱青春、胆气和自豪，他们批判伪饰、矫情和堕落，他们倾诉迷惘、痛苦和忧虑。这些经验，经过了他们的歌喉，全都变得那么粗粝、那么真切、那么刻骨铭心又那么饱满坚挺，仿佛扎心般的疼痛，却又能在痛楚中爆发出极大的快感。那是男人的嚎啕大哭。”（赵勇：《追随大腕儿———从崔健王朔张艺谋热看当代青年的偶像崇拜》，《山西青年》1993年第6期）这是我当年听崔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我对那个年代中国摇滚乐的理解。然而，经过10年左右的辉煌之后，摇滚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上了一条下行线。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炬因车祸身亡，这个乐队从此一蹶不振。1996年，何勇在首都工人体育馆演出因出言不慎而遭封杀，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长期消失。2001年，张楚也淡出江湖，成为歌坛的隐者。何勇后来复出（2004年）时曾说过：“我摇了很多年，一直在摇，后来我‘滚’了。”“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这应该是一个不无调侃又异常凄凉的现状描述。而摇滚乐中虽然也有一些后起之秀络绎而来，但他们似乎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转型或凋谢了。这些人当中，大概只有崔健高举着摇滚乐的大旗，一直飘扬到今天，但早在1998年他推出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时，人们就在惊呼：“崔健老了”。当摇滚走向没落时，什么东西风生水起进而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如果从青年亚文化的谱系上打量，我以为是民谣。周云蓬说：“2000年，世界末日没有到来，我住在树村。那时不好意思跟人说，我是搞民谣的，在血气方刚的摇滚斗士中，民谣意味着软弱、矫情、不痛不痒。”（周云蓬：《春天责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这一个人记录提醒我们，民谣诞生于摇滚乐的余威之中，而“软弱、矫情、不痛不痒”，或许还要加上一些羞涩，则是民谣与做民谣者的最初表情。然而，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