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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模式及对我国启示 　　摘　要：为了公平合理分享确保遗传资源的惠益，很多生物多样性大国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基础上，采用公法管制的模式来调整遗传资源ABS问题。在此框架下，各国又采取了修订／解释、综合性立法、专门立法以及超国家立法等四种形式。这几种立法形式各有千秋，但其趋势是制定专门的立法，具体步骤是先制定行政法规，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过渡为国家立法。这一趋势，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借鉴。 　　关键词：生物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生物多样性公约；立法模式；中国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202-05 　　 　　21世纪是生物技术时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正在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着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他们无偿或低价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遗传资源，然后对其进行所谓的“提纯”或加工，将其视为“发明”获得专利，并进行商业性开发利用，获取巨额的利益。但是，他们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获得的经济、科技和其他各种惠益。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剽窃”或“生命海盗”(Biopiracy)现象。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将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界定为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这为各国应对“生物剽窃”、确保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以下简称为“ABS”)奠定了初步的国际法基础，同时也为各国采取符合国情的履约对策提供了灵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遗传资源国也开始制定国内立法，确立本国关于遗传资源ABS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机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纵观《公约》生效10余年来各国的立法实践，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公约》确立的原则与框架已经或者正在制定ABS方面的立法。各国通过这种公法管制的模式，针对获取本国境内的ABS活动制定了专门的立法措施，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法进行调整和管制。所有这些立法，又可以划分为修订／解释模式、综合性立法模式、专门立法模式以及超国家立法模式等四种类型。 　　本文将对公法管制模式的四种立法类型进行考察，分析各种类型所适用的背景、条件及其优劣之处，以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1　修订／解释模式 　　 　　很多国家对ABS问题的认识，起源于《公约》的谈判与生效。此后，该问题才逐渐为立法者与普通公众所了解与认识，并进入这些国家的立法议程。在此过程中，有些国家对相关规定进行扩大解释，以便将遗传资源纳入现行法的调整范围，或对现行立法进行修订，增加ABS方面的规定。马来西亚(沙捞越邦)就是如此。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其生物资源相当丰富。热带森林覆盖了大部分国土，是地球上生态系统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沙捞越(Sarawak)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邦，享有比其他邦更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制定与联邦不同的政策与立法。 　　198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获得马来西亚总理内阁经济规划部的收集于出口许可证，随后获得沙捞越邦林业部签发的许可证。受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委托，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学院与沙捞越林业部的植物学家于同年开始收集Calaphyllum lanigerum的枝和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Calaphvllum lanigerum的提取物进行筛选，发现了强大的抗艾滋病病毒成分：Chmarin组中的(+)-Calanoid A和(-)-Calanoid B。 　　在该案的启发下，沙捞越邦政府于1994年4月修订了其《森林条例》，增加了获取遗传资源的规定。该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在为开发医药或药品成分进行研究的目的而获取、转移或出口树木或其衍生物之前，都必须获得林业部长批准、林业局长签发的许可证。 　　这种立法方式的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维护了现行立法的稳定性，在不影响现行立法基本框架的情况下实现对ABS的管制。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就ABS问题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立法所带来的巨大成本。这些潜在的成本包括制定新法面临的政治阻力、冗长复杂的协商过程、新法调研与起草的人力与财力资源等。 　　不过，该修正案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它仅适用于树木物种，并限于那些与医药开发有关的商业利用。这就产生一种漏洞：如果获取申请者在申请当时并没有决定进行医药产品开发，但随后决定对所获得的样本进行研发，这种情况就不受该修正案的调整。其次，该修正案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惠益分享。在Calophyllum案中，双方随后达成的惠益分享安排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双方共同约定的结果。 　　总体上看，通过扩大解释或修订现行相关立法来管制ABS的方式，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在一国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