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芦苇在田小娥炕上 放不下历史舞台.docVIP

编剧芦苇在田小娥炕上 放不下历史舞台 　　不干了！ 　　年轻的时候，芦苇在工厂当过短时间的工人。有多短？四个小时。他站在机器边上做了半天，就决定不干了。“我宁可当农民，也不想伺候一个机器。农民还自由呢，不愿意干就不干，工人就不行。”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决定”，芦苇说。 　　此后他在人生中做了无数的重要决定，其中就包括把《白鹿原》改编成电影，以及在电影《白鹿原》上映的前几天，宣告放弃自己编剧的署名。又一次“不干了”，但这次引起了舆论大哗。《白鹿原》从开拍到上映就是非不断，刚刚过亿的票房也不尽如人意，而芦苇在媒体上对电影的批评，更让片子雪上加霜。 　　芦苇是中国最好的编剧之一，他创作的《霸王别姬》和《活着》至今仍被看作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1993年，他和陈忠实一起筹划改编《白鹿原》，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的，“如果白鹿原拍好了，会对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有一个表达，所以它意义深远”。 　　芦苇说《白鹿原》讲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而导演王全安是没办法领会的。“当年插队的时候下场大雪，内心特别激动。为什么呢？我知道可以吃饱了，这场雪一下，麦子的收成就有指望了。这事儿太幸福了，太严重了，太重大了。这种情感是今天和土地隔断关系的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 　　止于其根 　　现在芦苇居住在成长地西安，一年就写一个剧本。这十几年来，因为种种外部原因，这些剧本只有两部落实了，一个是《图雅的婚事》，另一个是法国导演让·阿诺的《狼图腾》。无独有偶，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辽阔草原，偏离了工业都市。 　　闲下来的时候，他爱听民歌，几乎混成了专家。他说自己是蒙古长调的发烧友，特别喜欢宽广、悠扬、跌宕起伏的这种感觉——这跟他电影里的史诗格局倒是同一个路数的。 　　每年他会回到插队时呆的秦岭山根下，找从前的农民房东唠一唠。房东孩子要找个工作，也是他帮忙联系了工厂。 　　他还说，他的名字本来叫“卢苇”，因为打小就又高又瘦，被同学戏称为“芦苇秆儿”。上中学时要迁户口，老师摆了乌龙，居然真把他的名字写成了“???苇”。现在这种植物成了他户口本上正正当当的名字，他也懒得去改。芦苇，扎根于土的水生植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一次失误成了芦苇一生的注脚。 　　 BQ =《北京青年》周刊L =芦苇 　　“中国电影占据最好的文学资源，拿出来的作品依然是二流的” 　　BQ:最近张艺谋发表言论，说电影要好起来文学必须要繁荣。但他对当代文学其实是不太满意的。但是你的观点正好相反，你觉得现在的文学其实比电影要好得多？ 　　L:当然。我们的文学一直比电影好。我们的电影都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爬上去的，电影自己本身没什么力量，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都跟小说差一大截。而且小说相对而言，创作比较自由，禁区很少。而电影基本上是难以表达真实的现状和历史。 　　BQ：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爆发期，这个对当时的电影人来说是有一个激励的作用吗？ 　　L:当时的好电影，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的。60年代末中国文学在长期压抑以后，忽然跟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的，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当时他们的营养资源（很多），比如有一个很棒的刊物，叫《外国文艺》，不要小看这个刊物，我觉得它对于中国一代人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苏童、莫言这代人。莫言当时已经写了《红高粱》，但我知道《红高粱》他是从《外国文艺》里面学谁的，他学一个美国华裔作家，叫汤婷婷，也叫Hong Kingston，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内华达山脉的爷爷》。两者一比，你就知道《红高粱》是模仿它，而且模仿得很开窍，它是有出处的。 　　BQ:那时候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在那边吧？也有人认为那是头脑发热的狂欢。 　　L:像我们这代人都要解决思想出路，因为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完全不能解释现实，完全自相矛盾、混乱不堪。我觉得头脑发热和寻求理想是人类的常态，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只要是一个青年都会要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在寻找出路，寻找突围，寻找一种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一个征途。 　　但是现在方向感丧失掉了，现在的影视完全放弃（寻找），根本就是跟着感觉走，走哪儿算哪儿，很容易迷失。 　　BQ:在文学方面是不是也整体衰落了？ 　　L:不是。我觉得当代文学做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优秀成果，只不过我们的环境对它重视不够。 　　我们处在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未必会有一个自觉的认识。莫言要不是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是比较寂寞的人。包括韩少功也是。韩少功的文学放到历史的长河里来看，是这个时代的心灵史、情感史，跟莫言一样。 　　中国电影占据最好的文学资源，拿出来的电影依然是二流的。《白鹿原》的小说资源上乘，但是电影确实无法和小说比肩，是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