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络通缉令”传播学意义.docVIP

试论“网络通缉令”传播学意义 　　【摘要】只有国家执法者才有权力颁发通缉令，但在网络上，任何一个人都能颁发通缉令，结合人工搜索与网络搜索，充分动员广大网民力量，颁发“网络通缉令”的搜索行为被称为“人肉搜索引擎”。本文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分析了“网络通缉令”的传者和受者、传播内容、传播通路及效果。 　　【关键词】“网络通缉令”；“人肉搜索引擎”；传播 　　“你愿或不愿，中秋就要到了，人月能否两团圆？此情此景，在外漂泊的你还能hold住吗？……自首圆你回家梦！”这是2011年佛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公安主持人”在中秋节前针对负案在逃人员发出的一条139字的微博“通缉令”，结果11名嫌疑犯在中秋假期自首，这是网络“通缉令”的威力。 　　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国家执法者才有权力颁发“通缉令”，而在网络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颁发“通缉令”，而这样的“网络通缉令”的一个网络化名词就是“人肉搜索引擎”（简称“人肉引擎”）。 　　“人肉引擎”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现象，一般是指将Google、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与人工搜索相结合，通过充分动员广大网民力量，颁发“网络通缉令”，集中网民注意力，在网络上搜索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信息和资料，确定被搜索对象的真实身份并将其暴露于互联网世界之中的一种超强的搜索手段。这种搜索行为之所以被称为“人肉引擎”，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信息搜索和机器搜索，因为它把单纯从互联网上通过网页寻找信息来获取答案的行为，通过提问的方式指向了广大网民本身。而“人肉引擎”的搜索方式就是由网友发布“网络通缉令”。 　　从早期网名叫“碎玻璃渣子”的网友首发在猫扑网上的数张虐猫视频截图，引起网民众怒，一个ID为“黑暗执政官”的网友将虐猫女的头像制成“宇宙A级通缉令”，不少网友志愿悬赏捉拿凶手，6天时间即确定嫌疑人；到后来的第三者“铜须门”事件，“铜须”在网上被通缉追杀，他所用的服务器出现了大批小号联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甚至组建了几百人的公会“守望慰问团”，在虚拟世界中以静坐、游行、谩骂、自杀等形式集体声讨铜须；再到后来的流氓外教、未婚妈妈、华南虎事件和2008年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遭遇藏独分子的攻击，当时直接攻击奥运火炬手金晶的几个藏独分子被网友通过现场的照片发动圣火令进行全球通缉，2011年佛山公安局的微博通缉令、2012年的“微笑局长”杨达才因为人肉搜索而落马……在这一系列事件里，通过人肉搜索引擎发布“网络通缉令”成为推动事件至关重要的一环。下面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事物进行学理性分析。 　　“去中心化”——“网络通缉令”的传者和受者 　　图1：拉斯韦尔线性传播模式 　　图2：网络时代循环传播模式 　　图1和图2很好地诠释了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是早期在网络出现之前以广播、电视、报纸这类大众传播媒介为主的传播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传播者是整个传播链的第一环，处于第一中心位置，他决定着传播活动后属四大环节，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的位置。 　　而在网络时代，早期的信息传播模式被完全打破，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被模糊，人肉引擎的出现带来的就是以往媒介中心的丧失，“去中心化”成为现今信息传播的一大特点。“去中心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成员对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疏离意识及由此产生的偏离或背离社会主流规范的行为。 　　在人肉搜索引擎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发挥自己的能量，众多个体的表达形成了整个事件完整的画面，但我们却不能找到一个媒体中心。与现实生活中的通缉令不同，“宇宙A级通缉令”、“圣火令”等“网络通缉令”可以被每一个自由的个体所颁发，也会被众多的网友所追捧通缉，而这种行为往往偏离了社会主流规范。 　　喻国明教授曾引用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1] 　　确实，这个时代不会再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唯我独尊”，新兴媒体的勃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和个性的表达，每个人都掌握着话语权。而人肉引擎的崛起就是对于一切的“合理”、“权威”都处于怀疑中，解构和摧毁一切中心、秩序和权威。 　　私与公——“网络通缉令”的内容 　　“人肉引擎”是现代社会的平民式狂欢，它的参与者是数以亿计的网民，这种狂欢属于一种集合性的行为。集合行为是一种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行为，它有三个特征：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无组织性，三是行为者相互依赖。人肉引擎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