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调查中需要平衡的几个问题.docVIP

乡村调查中需要平衡的几个问题 刘伟 前些天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贺东航博士去福建省三明市某县的一个村作调查。由于整个调查依凭的是林业部的发文，从表面上看，调查现场的进入得到了从市到县到镇的相应配合，更得到了调查村的积极配合。调查的主题是林权改革与乡村治理。这个村的作法比较有代表性，它一直坚持山林的集体经营，镇和村站在一条战线上挡住了分山的压力。在“分山到户”成为全国主流作法的情势下，这样的个案更值得挖掘。 在对部分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调查者平衡。而平衡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一般的乡村调查多少都会面对的。 其一，乡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同样的事情上，基于不同的立场会自然生发出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倾听各方表述时，你能感觉到他们各自的理由及其“合法性”。例如，有些村民就强调中央政策中的“分山到户”，说中央政策是好的，是为老百姓说话，因而强调应该分山。而乡村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则是非常一致，他们强调山林的特殊性以及集体经营的种种好处。我在对负责包这个村的副镇长作深度访谈时，他就一直强调中央和上级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乡镇来落实，而乡镇又得靠村来落实，而每一个村具体落实的效果最主要依靠的就是“村财政”。因此，村里要有一定的收入。对这个村来说，集体山林就可以保障村的收入，从而可以很好地执行上面的政策，也有能力为村民作一些事，比如修路。双方都会有一些理由，各方的理由也都“合情合理”。调查者在倾听每一方的表述时，甚至都会不自觉地对其言论表示“认同”。问题时，研究者最终得有自己的判断。而最终的判断实际上难免涉及到你的立场，是村民主位，还是乡镇本位。具有道义色彩或强调中央政策的研究者往往选择村民主位，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能够作到对乡村相关权力主体的同情性理解（如写作《小镇喧嚣》时的吴毅先生）。乡村相关权力主体同样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积极努力，他们也有诸多无奈之处。而从深层上思考，每一种立场都有其合理性限度。作为调查者和研究者，可能应该尽力克制自己先入为主的情感，而试图将各方的理由予以理解，作到不同立场之间的一个反思性平衡。 其二，村民关心的问题与调查者关心的问题存在距离。除了访谈可以满足他们的倾诉欲之外，村民真正关心的问题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利益的保护和实现。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诸多需求他们并不一定感兴趣。这次调查中，我们就碰到一个事情，即该村所在的镇，在改革开放初期将该村的林场划归乡镇，而福建省最近的林权改革政策又允许国有经营和“乡镇经营”，现在林地升值，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以中央林改的政策为依据，联合起来写信（到省）和上访（到市），想要回林场，但几次都没有结果。被访的村民很容易就望这方面的话题靠，我们其他方面的访问经常遭遇“跑题”，因为村民真正关心的就是我们这次调查能否向相关“上级部门”反映他们的这个情况，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当然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乡村调查，就算有政府部门的背景，都不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更不用说个别调查地遭遇的问题。毕竟我们不是新闻记者，也不真正是什么“上面派下来”的。但被访者并不这样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象，以为是一次“机会”。当被访者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述说欲时，我们都不忍心打断。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大的尴尬是我们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乡村调查，在当地的村民看来具有一定的政府色彩，我想大部分的乡村调查对乡村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多少直接见效的功能，因此，调查者多少都会背负一定的伦理压力，如果他非常在乎村民们那种渴望的眼神和真诚的倾诉。这也需要调查者来平衡。调查者要清楚自己能力的限度以及实证调查自足的学术价值——它并不一定非得帮助一些人解决问题。 其三，调查者进入现场后带来的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包括：他们要接待你的吃住，要在你的注视下从事他们的工作。对于经历外来调查比较少的乡村来说，乡村干部对于外来的调查可能会有拒斥心理，甚至有一些“不适”。我们这次调查正好赶上他们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基本上跟踪了从某一小组投票到全村选举统计的过程，虽然这个村经历了很多外来的调查，我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还是难免会以一种特定的眼神打量一下。如果我们没有正式的身份，有些场合我想他们是不欢迎的。乡村调查就其实质而言，更主要的是满足了学者需要掌握材料、数据和实际情况的需要，对被调查的村来说，大部分学术性调查并不会带给调查地多少好处，除了有一些想象的村民外，外来的调查对乡村干部来说并没有积极效应，反而有可能是一些难以预期的麻烦，当然更多的是一项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解决的任务。如果你有一定的来头，他们就把你按照“接待惯例”招待好；如果你没有什么来头，他们就有可能敷衍你。村书记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们搞这些调查没有什么用的，现在的国家就是这样子，没办法。我都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