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情探寻读韩永明《马克要来》.docVIP

新人情探寻读韩永明《马克要来》 　　内容摘要：湖北作家韩永明的《马克要来》是一篇非传统意义的官场心理小说，它所探讨的权力与民意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庞大和深刻的现实症结。本文对此进行解读。 　　关键词：韩永明；《马克要来》；官场 “人情” 　　《马克要来》是一篇非传统意义的“官场心理小说”，它所探讨的权力与民意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庞大和深刻的现实症结。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以“己”为中心，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以涟漪式的波纹逐步向外扩散的“差序格局”。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强势性地辐射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时，追逐平等、尊重个体、以个人为本位的“团结格局”观念与靠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历史传统发生强烈的碰撞，从而掺杂了复杂的人情观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关系”哲学——在民意与权力之间，“人情”往往进退维谷，处境复杂。秦伍扬“安插”在牛小胜要去的电站里的“卧底”，作用就是“联络感情”、“化解对立情绪”。这一类不可或缺的“关系人”，在“官权”与“民意”中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在秦伍扬的政治哲学中，他将这一类人美化为近似于《春秋谷梁传》、《礼记》等典籍中所说的“士民”，本质仍然是“四民之一”，是“人民群众”，但可以上达权贵，下至庶民。由于在当下中国，这类“关系人”的存在，代替传统的人情伦理秩序，在执行现代中国社会制度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占有相当突出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疏通、缓解了权力与民意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复杂的矛盾、社会的变革和权力的发生，传统“人情”一旦遭遇权力，在传统人伦秩序的氛围日益稀薄遂至解体的形态下，其意义就会发生更为明显的割裂和架空。《红楼梦》中跟贾府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姥姥，因为自己女婿王狗儿的祖上借着“一处做官”又“连了宗”与贾府王夫人的父亲攀过交情，借着这样牵强和疏淡的人情薄面，她尚且能够每次到了贾府寻得救济，势利的王熙凤却偏偏不会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空手而回，可以窥见“人情”这根纽带在封建时代对人们观念与行为的渗透之深。但到了秦伍扬这里就行不通了，???伍扬打着为亲戚找工作的名义，希望水电公司的杨总能给牛小胜安排个工作，甚至愿意自己掏钱来解决杨总公司添人进来的“开支问题”，但在杨总这里，工作岗位成了“无缝的蛋”，无论如何也是安插不进来的。秦伍扬只得用“开会”这一行政指令，用“配合”接待外国记者这一工作指令，轻而易举地迫使杨总心甘情愿的就范。这就上升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权力体制问题。用金钱、人情统统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权力的当口迎刃而解，这种权力体制不是通过暴政来实施的，相反，是通过追随者衷心的履行来实施的。这种权力的核心不是指向民意，而是指向人心——人在权力体制之内对于权力中心的迫切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驱动力最根本的就是来自人的私欲，渴望围聚着权力中心，谁靠得越紧密，谁离政治权力中心越近，谁能够分一杯羹的机会和分量就越多，因此，“官位、财富”成了最终的目的。 　　“马克要来”是一个虚置的预设前提，这是小说借以展开的一个“叙事时空”依托。“要来”而“未来”，在这个相对凝定、看似迫切悬而未发的节骨点上，围绕如何应对“马克要来”这个在小说叙述中无限被后置却又在小说情节中随时可以预见的“叙事时空”（作者有意将马克采访牛驼背儿这一本源性的“故事时空”延宕为结局迟迟没有发生的“叙事时空”），作者非常善于设置和处理人物角色的身份问题，来呈现这一时空形态中人物的各种立场和分歧，加大小说文本的饱满度和丰富性，这是这篇小说令人称道的亮点之一。 　　黄花是这篇小说里唯一的女性人物，出场并不多，她是官场、商场、权力场相互勾结的一个重要纽带，是社会与政治社会中被牺牲被成就的一个隐喻性人物，是权力与民意分离的社会结构中被牺牲的各色人群中的一个代表。 　　除了引起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强烈嗅觉的具有西方记者身份的马克、“睡在床上的灵魂人物”——“牛驼背儿”这两个一张一弛的轴承人物，“老领导”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来暗示秦伍扬的队列身份。秦伍扬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却又被认为“世故、圆滑，完全没有自我”，“奉公”以保平安是他的生存之道。在最开始讨论罗立为牛驼背儿一干人安排工作来安抚民意的方案时，尽管秦伍扬在心里非常不能接受罗立的意见，但仍然以“惟领导之命是从”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将罗立的意思“阐释得更透彻更有理”，在他熟稔的官场潜规则里，他并不缺乏领悟、解决问题的智慧，但他更小心翼翼维护的是自己的生存之道，以至于宁愿到贫困山区坐两年“火药桶”以谋求“正科”，也不愿在过去几十年里“越雷池一步”或者是有何新派作为；在屡劝不止而执意孤行的罗立坚持要让马克和牛驼背儿见面时，秦伍扬为此落泪，他要保全罗立的初衷是出于对罗立“良心”的敬重，但在秦伍扬这个“老领导”看来，罗立的种种做法始终跟他不在同一个逻辑思维上。秦伍扬只好幻想以自己掏钱、“下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