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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行侦查权存与废 　　一、民行侦查权的发展和演变 　　自建初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虽然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但是没有明确的民事、行政和刑事的概念和制度划分。1992年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陆续挂牌，对民事、行政审判人员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由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部门承担。200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确认了民行部门的“初查权”，即民行部门在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线索可以进行初查，送交自侦部门立案，民行部门可以继续参加侦查工作，直至侦结。200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此有明确规定。200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最终确立了民行部门对民事、行政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2010年7月两高三部发布《关于对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出现的12种渎职情形由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该规定未指定具体部门，未确定权力性质和程序，我们可以称之为调查权，同时可以理解为涉及民事行政诉讼的违法行为由民行部门行使调查权，但是这种调查权绝对不是侦查权，只是与初查权有某种相似性。从1992年至2010年的十八年时间，对于民行部门是否拥有侦查权变动达7次之多（部门名称和法定职能从未改变），如此频繁的对一个内设机构的单项职能进行调整前所未见，原因何在？ 　　二、民行检察权的履行和现状 　　近二十年民行检察实践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逐步得到各级党委、人大的认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但是兼有抗诉职能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监督范围涉及法院80%的人员和案件，长期以来却未能获得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地位。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之民行工作起步晚、人员少、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和自身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使得民行工作在整体检察工作中处于较为孤立、边缘的状态，在检察业务中处于较为薄弱、低端的状态；（二）是作为主要职能的抗诉工作效果不佳。据统计，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占其受理案件数的不足20%，占法院再审受理案件数也不足20%，再审改判率更低，极少数地区改判率甚至为零，这种现象既挫伤了民行干警的积极性，也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申诉热情，同时也降低了检察机关的威信；（三）是除抗诉之外的其他职能如职务犯罪侦查、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尚未有效开展，未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民行工作的整体推进，仅靠抗诉职能支撑，已呈独木难支之势，特别是本文探讨的曾一度被称为民行检察助推器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绝大部分地区未能有效开展。 　　三、民行侦查权的属性和配置 　　长期以来，民行部门的其他职能均呈扩张之势，唯独对民行部门能否拥有侦查权质疑之声不断，笔者认为，出现这种争议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对侦查权的属性认识模糊，二是对民行部门拥有侦查权的合理性认识不到位。 　　首先，侦查权和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等共同构成我国检察权，至于检察权的定位是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还是混合权不是本文探讨重点，不再赘述。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而独立行使的专属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是针对检察权和行政权、审判权等其他职权，检察机关和其他机关而言，但在检察机关内部是否仍然需要坚持这种专属性和排他性呢？笔者认为大可不必，理由是：（一）侦查权和其他共同组成检察权的职权均属于检察机关和机关所属检察官（仅指检察官）的共有职权，同时也是共有责任，不得独占和放弃。不管是反贪、反渎或是民行、监所等部门，只要业务工作确有需要，就可以行使这项权力进行侦查。将侦查权人为割裂的做法，值得商榷。（二）侦查部门或行使侦查权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进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也不是由一个部门完成侦查、批捕、起诉的所有职能，同样要经过不同的部门和程序才能完成，这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制约。（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未设定现有内设机构名称和职能划分，而仅明确了检察权的范围、检察人员的等级和权限，从这个意义来讲，立法本意并不排斥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名检察官对所有检察权的全面行使。 　　其次，赋予民行部门侦查权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决定了各项检察权的行使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法律监督职能。侦查本身只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调查方法，其性质取决于它所侦查的对象和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职务犯罪侦查的功能仅是法律监督的手段和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权与诉讼监督权的紧密结合，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发挥职务犯罪侦查对诉讼监督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二）是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的客观需要。与刑诉法根据犯罪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