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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正当程序思考 　　摘要：随着《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我国行政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但行政强制作为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有重大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更需要正当行政程序的规范，而行政强制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存在不足。行政正当程序在行政强制中的确立有必要性。旨在为创建我国具体行政强制正当程序提出几点建议，对建立我国行政强制正当程序作初步思考。 　　关键词：行政强制 正当程序 告知程序 听证程序 非形式化程序 　　一、我国行政强制程序执行的现状 　　行政强制对人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然而在行政强制实施、执行的过程中权力滥用而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现象十分普遍。2011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强拆钉子户引发自焚事件和2012年5月2日的辽宁省盘锦市新农台区的恶性强拆事件均体现了我国行政强制正当程序立法和执法弊病。处理好关系到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行政强制已经成为政府树立良好形象、赢得人民信赖的有效手段。 　　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法治性决定了所有的权力或利益斗争，都必须采取正当化形式，无不诉诸于正当化程序。[1]立法和执法是实现正当化的关键。对正当程序应当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层面进行价值判断。[2]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是从立法层面出发，试图对我国的行政强制实行有效合理的规范，突出体现了行政强制正当程序法律化的立法趋向，在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对行政强制实施程序、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作出了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规定仍存在缺陷： 　　首先，告知制度不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但是就告知具体程序没有明文列出，告知的形式、告知期间未作规定。知情权是权利主体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而及时告知对于权利的维护更是重中之重。我国目前的行政强制告知程序十分混乱，延迟告知、事后告知、不予告知、告知错误等现象十分普遍。告知的行政裁量幅度过宽，为权力滥用留有了较大空间。 　　其次，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贯彻度与认可度低。我们当前的窘境是，没有有效的听证制度存在，形式听证、过场听证现象很普遍，公众对听证的了解与认知不足。《行政强制法》第14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强制的必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这是唯一一点在行政强制中规定听证制度的条款，我们不难看出，听证程序只适用于设定行政强制行为，而在行政强制执行中没有规定。对听证的期限、时效、效力，不予听证的法律后果亦未作为出规定。 　　第三，没有采取灵活的正当程序规制措施。我国行政强制正当程序沿用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模式，在正当程序制度创新上少有建树，已有的程序在规制上的不足没有得到更正的同时，缺乏新程序的予以补充。一方面，在无程序规定的情形下，会束缚法律的限权能力，形成无法空间；另一方面，因为立法僵化，易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或不正当程序得到法律认可，限制正当程序的发挥空间。 　　二、完善的行政强制正当程序的必要性 　　（一）滥用行政强制程序行为危害严重 　　首先，行政强制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一样，是实体与程序的统一，程序是实现实体目的的重要保障，程序的不完善或滥用将会导致实体目的难以实现。其次，行政强制其自身的特点必须有正当的行政程序加以保障。行政强制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与人身自由直接限制。而自行政法产生以来，财产与自由是行政主体不能剥夺并且应予以保护的对象，行政法的存在其实是为相对人财产与自由权保障提供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行政强制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矛盾最为激化时而采取的最后手段。不合理执行行政强制性规定，会将行政强制的暴力性进一步放大，不仅不能发挥行政强制的应有作用，还使公众对行政正当程序产生不信任感，使程序沦为行使权力的工具，而不是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武器。 　　（二）发挥行政正当程序功能的客观需要 　　重视行政正当程序是古典行政法与现代行政法最大区别之一。古典行政法只注重结果即行政行为而不看过程即行政程序。现代行政法则不仅重视服务结果或已发生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最终作成的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作成及反复。[3]1889年西班牙制定行政程序法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各国均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行政正当程序的地位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两大法系关于行政程序立法已达成共识。美国学者Ernest Gellhorn认为，正当行政程序在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四大基本价值。[4]虽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在立法上是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