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劳动关系政府规制从“自发救济”到“制度救济”.docVIP

中国集体劳动关系政府规制从“自发救济”到“制度救济” 　　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劳动关系也面临着两个转变：由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用工制度向合同制度转变，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化的阶段。在两个转变过程中，劳动关系双方的矛盾逐渐显现，出现了集体劳动关系的“自发救济”现象，并且越来越频繁。为了明确解决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的最佳途径，文章主要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制度救济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0-0084-04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也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关系的利益冲突逐渐显现，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频率明显增加。为规避这种救济方式的发展，学术界掀起了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的“制度救济”方式来解决劳动问题的高潮。本文主要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两大数据库对于近十年来的中国集体劳动关系的重要文献进行研究，进而明确“自发救济”的状况以及“制度救济”的趋势。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以 “集体劳动关系”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不足20篇，且几乎都是2005年以后发表的文章；采用“劳动者群体性事件”，“集体劳动争议”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收集到153篇；采用“群体性事件”则检索出来6 312篇。为更好的对于中国集体劳动关系进行研究，主要采用中国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来源期刊的文献进行研究，最终确定重点研究文献为32篇。 　　一、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背景 　　常凯（2009）将中国的劳动关系阶段界定为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时期，这个时期劳动关系选择性干预特征是个别劳动关系干预过度，集体劳动关系干预缺位。[1]这意味着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制度供给不足或者制度规定并不完备，集体劳动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正式制度之外的隐性调节。段礼乐（2011）将隐形调节归结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使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劳动关系，边缘化了劳动者的利益。[2] 　　在此劳动???系背景下，中国集体劳动停工案件凸显，例如：2008年出现了东航返航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2009年发生林钢、通钢事件；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基本可以归结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方面是权利争议，即主要涉及工人的要求成立代表自己利益工会的权利；[3]另一方面是利益争议，主要涉及在法定最低工资基础上提高工资水平的要求，[4]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5]这些集体停工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劳动者自发性的形成的，工会并没有直接参与，相当一部分集体事件发生后，工会积极的参与进来进行调解，快速的化解了冲突。虽然这些自发性的集体停工事件引起了学界对集体劳动关系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学术界对这种自发性的救济方式表达术语还没有完全统一的表述。为了更为清晰地探讨我国的集体劳动关系研究现状，必须明确不同表达术语的内涵。 　　二、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的表达术语 　　研究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时，所采用的表达术语一般有“罢工”，“劳动者群体性事件”，“集体劳动争议”，“集体停工”等。乔健（2009）将劳动者群体性事件界定为“集体争议中，劳动者不经过中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而直接采取罢工、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集体行动，以期达到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目标”。[6]同时，“劳动者群体性事件”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包含政治目的在内，如果对于危害国家政治等因素在内的话，这种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所以，为了更明确表达“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有些学者更进一步的对于该词进行了限定，潘泰萍（2010）认为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为改善劳动条件、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停工、怠工、罢工、上访、静坐、集会、游行等阻碍企业正常运营进行对抗的行为，其中停工、怠工、罢工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手段”。[7]常凯（2010）将罢工界定为工人们在生产场所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3]很明显，“罢工”所涵盖的范围要明显小于“劳动者群体性事件”，罢工仅仅是劳动者群体性事件的一部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相关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到“罢工”一词，在法律术语中采用的比较多的是“停工”。 1992年《工会法》提到“停工”“怠工”，2001年《工会法》在针对“停工”“怠工”条款修改时，也同样使用了“停工”一词。为了符合法律规范，很多学者采用了“集体停工”一词。 　　三、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的原因讨论 　　（一）工会地位的一元化和目标的多元化 　　中国工会地位的一元化是中国工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这种一元化的地位对于防止一些阶级代表或者社会代表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