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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繁露》文献学研究 　　摘 要：程大昌是南宋新安学派中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又以考据见长，所著《演繁露》反映了他义理与考据并重的学风，值得我们从中揭示它的文献学价值。 　　关键词：程大昌；《演繁露》；考据；义理 　　程大昌（1122—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绍熙五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新安理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畅考据之流，学术视野广阔，学识渊博，著述亦颇丰。《演繁露》是程氏一部非常重要的笔记体著作，内容繁杂，迄今还未有人从文献学角度对《演繁露》作专篇的总结，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它的文献学价值。 　　一、校勘学方面 　　程大昌在任秘书省正字至秘书少监的二十余年间，通过阅读秘阁典籍、参与文献整理，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故《演繁露》有关文字、音韵、训诂的内容占大部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于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实有资于小学”①。程氏的“疑古”建立在吸收先儒时贤成果精华的基础上，考据总是引证《说文》、《广韵》、《尔雅》及汉唐注疏。如卷三《卜教》：“案：许氏《说文》作于后汉，顾野王《玉篇》作于梁世，孙愐加字则在上元间，而《广韵》之成，则在天宝十载。然自汉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于后世意撰也。”依据探源断定“珓”为俗字。也由于校书的经验而深谙其中形音义的规律，如卷七《苏涂》：“《通典》：‘东夷马韩祭鬼神立苏涂，建大木以垂铃鼓。’注：‘苏涂有似浮涂’。案：浮涂即浮图，浮图即塔也”，诸如此类，疏解颇明。这些小学成果与校勘经验都是《演繁露》在校勘学上的贡献。 　　又由于《演繁露》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亦有自己的读史札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为校勘其他古文献提供了方便。比如张元济先生校对殿本《辽史·纪第一》：“太祖九年十月，钓鱼于鸭绿江。”处时，认为殿本及监本的“钓”字误，应当依照元本作“钩”。所依据的便是《辽史拾遗》引程大昌《演繁露》中《契丹于达鲁河钩鱼》一篇的详实记载，如曰：“达鲁河钩牛鱼，虏中盛礼，意慕中国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②。 　　二、辨伪学方面 　　《演繁露》的写作初衷便基于程氏对绍兴间年董某所献之《春秋繁露》的辨伪。在《演繁露》卷一的首篇《秘书省书繁露后》便记述了他的辨伪过程： 　　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語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也。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寰宇記》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語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 　　这段论证中，程氏先按照《汉志》考察其篇章、再与后世书籍的称引做比对、后以真书的体致为验证，严谨而有力地辨识了伪书。又如在十二卷《墓石志》中指出：“然《西京杂记》所记制度，多班固书所无。又其文气妩媚，不能古劲，疑即葛洪为之”。这是《演繁露》中的辨伪成果，也为后世归纳辨伪规律做出了贡献，与明胡应麟的辨伪八法相参照，程氏辨伪的条例也是比较完善的。 　　三、辑佚学方面 　　《演繁露》中对于所引典籍，常注明出处，有一些记录非常细致，保存下了珍贵的佚文。如卷二《花信风》： 　　“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初而泛观，则似谓此风来报花之消息耳。案《吕氏春秋》曰：“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原注：徐锴《岁时记？春日》。） 　　明代中期就有“花信风”一说始于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但是根据程大昌的这篇笔记，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才是“花信风”的最早出处，并且属于书中“春日”这一篇。因后者早已失传，前者流传甚广，且都简称为《岁时记》，而造成了后世的误解③。 　　四、考实学方面 　　程氏在天文、历法、地理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曾在朝廷讲演《禹贡》，奉诏定《乾道历》，《演繁露》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考实成果。卷一《日圆与日说通》以淳熙丙申三月亲历的一次日食证沈括银圜之说；卷十三《钱塘》据《汉书·地理志》证“钱塘”地名俗传之讹；又程氏任太平州（今当涂县）教授时，曾访李白墓与祠，卷六《李白墓》以正史与范传正碑纠“捉月事”之谬等等； 　　程氏笔记中对名物制度的考实更不胜枚举，像续集卷一、卷二专考制度。值得关注的是他对风土民情的考实。如卷六前五则《博》至《五白枭犍》考证古代赌 （下转第45页）（上接第43页）博，又曰：“苟以素所不嗜，而弃之不言，则古事暗昧，故随见以书。非明弈也，明古也。”亦讲明了文献考据应以读懂文献为基础的道理。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