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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组织之信任探索性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入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午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关键词：宗教组织信任 　　宗教归属 　　信仰与宗教 　　文化论 　　社会结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宗教政策的落实，中国宗教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权威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有8个全国性宗教团体和2 000多个地方性宗教团体；共有宗教活动场所7万处，宗教教职人员20多万人，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人数3 000多万。到2012年，中国各种宗教信徒达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13.9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36万余人，宗教团体5 500多个。2根据上海民族宗教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数据，上海信教群众约108.83万人，已正式开放宗教场所413所。 　　宗教的快速发展使其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关注，有关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开始增多（卢云峰，2008；高师宁，2011）。而伴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也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冯仕政，2004；邱建新，2005；郑也夫，2006），信任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宗教信仰与信任的关系也成为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这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是将宗教信仰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二是将宗教视为因变量，探讨民众对其的信任或接受程度。对于前者，已有人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模式，就宗教信仰之于人际信任或社会信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王佳、司徒剑萍，2010；阮荣平、王兵，2011）。对后者的研究却还鲜有人涉猎。 　　在国外，相关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宗教信仰对信任的影响。不过，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宗教组织信任问题。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是普通社会学在机构信任研究中顺带的简单频数描述（Newton and Norris，2000）；二是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对宗教组织信任的专题性研究。 　　总体来看，欧美地区对宗教组织信任的专题研究源自于“世俗化”命题的争论。与古典社会学有着直接渊源的“世俗化”论长期支配着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分化、多元化和理性化，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日趋衰退（贝格尔，1991；Wilson，1982，1985；Bryan，1985；Dobbelaere，1985；Greely，1989；Bruce，1995），这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人数和宗教实践活动的逐渐下降。但到20世纪70、80年代，整个宗教社会学界围绕世俗化是否发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Tschannen，1994）。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压力下，“世俗化”论也出现转型，发展出各种版本的“新世俗化”论。代表人之一的查维斯（Chaves，1994）认为，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宗教性的衰退，而是宗教权威在社会中的衰落。为此，“新世俗化”论应承认宗教性表达的多样化，放弃之前通过对宗教实践和信仰等测量来论证宗教影响衰退的思路，改而关注宗教机构权威的变化。在这种理论关照下，欧美学者发展出对宗教领袖和组织的研究（Kleiman，Ramsey，and Palazzo，1996；Hoffman，1998；Chales，2010）。另外，在欧美学界的启发下，有学者在“世俗化”议题之外对韩国（Kim，et al.，2010）和伊斯兰世界（Hassan andAzadarmaki，2003）的宗教领袖和组织信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西方学界争论“宗教是否由盛转衰”不同，中国当前的宗教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为此，我们的问题应当是探讨民众对宗教的态度，宗教组织信任研究是一个理想的视角。因为机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社会合法性的反映，宗教组织信任亦然。对此，近年来，特别是自“少林寺风波”和“李一事件”后，舆论界一度热衷于宗教公众形象的讨论。但学术界却缺乏足够的敏感，即便有关注也主要集中于“应然”分析（卓新平，2001）。 　　同时，宗教组织信任作为机构信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也应顾及一般社会学对机构信任的分析框架，但与此方面相关的先行研究基本都在探讨不同亚群体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差异，缺乏与普通社会学相关议题的对话。一般社会学关于机构信任主要分“文化论”（culture-based）和“绩效论”（performance-based）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Mishler and Rose，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