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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历史考察 　　摘要：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内迁人员迁入和兴办机械半机械化企业，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内迁产生的巨大消费量也使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 　　关键词：抗战时期；内迁人口；湘西；经济；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内迁人口投资或从事一些现代导向的工业或手工业生产，提升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作为消费者，急剧膨胀的人口使湘西各种物资消费量暴涨，这又推动了相关物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 　　一、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 　　抗战时期，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地向西南迁移，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口的“西进运动”。湘西民族地区处于东部沿海进入西南川黔滇的要道上，人口大量迁入在所难免。但抗战时期迁往湘西的人口和迁往大西南途经湘西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很难形成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只能依据相关材料推算。据记载：当时湘西“人口一天天地增长”，仅洪江一地，“较之战前，差不多已增长一倍”[1]。尤其是湘西南部（今怀化市境）各县更为突出。 　　根据以上两个表格的数据，可以推算出：1941年时，湘西各县人口比1935年至少增加50～60万。此后，湘西人口仍然保持上升趋势。据载：1939年，沅陵县人口为34.64万，1943年上升为38.45万，1945年则为39.73万人[5]（P105）。1939年，靖州人口为65 886人，1942年飙升为87 227，比1939年时多2万多人，1945年仍然保持84 261的高数位[2]（P120）。常识告诉我们：战争时代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上升是不变的法则，湘西民族地区也不例外。所以，这些新增人口主要是内迁人口。此外，还有几个因素需要我们注意：1、当时大量湘西精壮人口流出，参加抗日斗争。2、战时还有大批农村青年躲避拉壮丁而四处藏匿，农村中隐瞒人口的现象很突出。因此，湘西当时本地人口统计总量必然少于战前人数。假如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内迁湘西的人口将大大超过60万。 　　上述研究表明的还只是战时内迁湘西民族地区人口的一部分，亦即那些曾经定居或至少短期居住湘西的人口，因为只有这些人口才可能被政府的统计数据所包含。因此，还有大量的迁往大西南途经湘西民族地区并作短期停留的人口我们必需注意。 　　何一民的研究表明：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以及四川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都较好，因而成了内迁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团体的首选之地。除此，迁往云南、贵州等省的也不少。实际上所谓人口西进，指的就是东部沿海沿江人口向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迁移。[6]（P145）历史上，湘西的湘川、湘黔驿道就是中国东部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林则徐赴任云贵巡抚时就曾假道湘西。而战前国民政府修筑的湘黔、湘川公路更成为战时东部人口“西进运动”的主要通道。当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经湘西进入四川和贵州的非常多。由于乘客拥挤，湖南省公路局租用江南汽车公司客车14辆，调拨沅陵站承担客运。1938年4月—1939年7月统计，沅陵—新晃线，完成客运量达31.97万次，客运周转量525.23万人公里；行李包裹1 332.9吨。1939年8—12月，湘川线完成客运量46 656人，客运周转量589.34万人公里，行李包裹267.1吨。1943年7月，川湘鄂区汽车联运处设沅陵总站，配客车17辆，调整客运线路：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1 017公里，路程5天，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湘鄂线逢7日由恩施开沅陵，651公里，路程5天，逢5日由沅陵开恩施，月各发车3次；沅晃线：单日由沅陵开晃县，238公里，途程1天半，双日由晃县开沅陵，月各发车15次；沅陵—宫庄，逢3、9日对开，月各6次；沅陵—辰溪，逢双日对开，月各15次。[4]（P399） 　　陆民权认为抗战时期“内迁的人口，估计达五千万之众”。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的张公权也认为“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这一说法与前一种估计基本相同，大约为5 000万人。考虑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是接纳移民的主要地区和湘川、湘黔公路成为重要输入线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迁往湘西的人口和迁往大西南途经湘西而短暂停留的人口数量，绝不在百万之下。 　　二、内迁人口与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工业化 　　大量人口内迁，强劲地推动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市场化[7]，也推动了湘西经济的工业化。一方面，一些外来人员或者把企业迁入湘西或者在湘西新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