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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政治思想解析 　　[摘 要] 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治国路径应该是仁以施治，“视民如伤”， 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利益，方孝孺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立法利民”，强调立法的目的是卫民，倡导普法宣传，加强执法，先教后诛，“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的政治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不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素材。 　　[关键词] 方孝孺；民本；君职；立法利民 　　[中图分类号] B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024—05 　　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宁海一个官宦家庭，其父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做官“以德化为本”著称，百姓赞之为“我民父母”[1]（《方克勤传》）。方孝孺师从有“开国文臣之首”[1]（《宋濂传》）美誉的宋濂，是宋濂最为得意的门生。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方孝孺应建文帝之请，出任翰林侍讲学士，后值文渊阁，深得朱允炆赏识。曾主持修撰《太祖实录》、《类要》等。朱棣篡位后，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以彰正统，遭拒。朱棣怒而诛其十族，诛连受害者达数百人之多，制造了王权专制社会中最大的冤案。方孝孺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使他入仕之后，决心忠心辅君，纠正洪武时期烈猛治国、重典驭臣的弊政，与建文帝一起厉行善政，治国以仁，爱民如伤。事实证明，由方孝孺辅佐建文改制而成的“建文新政”效果明显，深得民心，“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建文失国后，“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2]（《庚巳编客座赘语》）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其政治主张主要见于《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以及《明史》相关纪传中。 一 民本思想指导下的君职说 　　方孝孺之师宋濂曾经提出“君权民授???说，认为：“有民斯有国，有国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则君，舍之则独夫耳，可不畏哉！”[3]（《燕书》）在宋濂的政治逻辑中，先有黎民百姓才有国家，先有国家才有人君。人君之权来自黎民百姓的授权，并非上天赐予。如果说有人间主宰身份的“天”，那么，百姓就是人君的“天”。何人可出任人君完全由百姓决定。百姓立之就是人君，弃之就是“独夫”。人君要保其君位，就要以仁义治国，以仁义待民。方孝孺深受宋濂“君权民授”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君职”学说，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为此，他提出如下主张： 　　第一，君职起源于“养民”的政治需求。方孝孺认为，政治生活中的独尊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先民面临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生存颇为困难。落后的物质资料生产状态下不可能存在剩余财富，也就不可能出现等级差别和君主这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职业分工，“生民之初，固未尝有君也”[4]（《君职》）。后来，先民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中渐渐走出了屈从被动的境地，生产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导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剩余产品出现了。这种剩余社会财富的存在激起了人们据为己有的强烈欲望和冲动。迅速膨胀起来的私欲伴随财富的剧增而越来越难以遏制，于是出现了各种纷争并直接造成财富的无谓损耗和大量生灵的罹难。可悲的是，仅仅依靠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初民”根本不具备智慧与能力，以解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纷争。“众聚而欲滋，情炽而争起，不能自决”。在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情况下，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人君出现了，“于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长之”[4]（《君职》）。通过方孝孺的分析不难看出，君主固然绝非从来就有，但是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要生存下去，决然离不开君主。“天之生人，岂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势有所不能，故托诸人以任之，俾有余补不足。智愚之相悬，贫富之相殊，此出于气运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齐也，而卒不能免焉”[4]（《体仁》），“智或可以综核海内，而愚者无以谋其躬；财或可以及百世，而馁者无以啜之菽。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势之所在，天不能为，而人可以为之。故立君师以治，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后天地之意，得圣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说起。”[4]（《体仁》）君主是“有才智者”，能够领会上天的意志安排，可以针对人类社会各类不同的纷争，制定相应的稳定措施，从而消弭动乱，还天下以太平，为人类的进步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所以，人君有资格代表“天”成为人世间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和是非善恶的裁判者。君职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急切需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