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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言耸听背后监管“难题” 　　在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之际，意见领袖的言论往往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风向标，某些意见领袖或为了提高其关注率，或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V”言耸听、谣言惑众，动辄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个别现象、表象问题夸大其词，乱扣“帽子”，以凸显自己所谓政治的敏锐、高深的学问，标榜自己是所谓正义善良的化身，孰不知对广大青少年网友粉丝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013年8月26日人民网发布消息，新浪微博大V薛蛮子，于8月23日因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薛蛮子原名薛必群，系美国国籍，其新浪微博认证为“天使投资人、微博打拐发起人之一”，粉丝达到1212万余，是微博知名“大V”。 　　微博大V们利用其影响力，自然成为某些领域某一方面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是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的环节。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他们是人群中首先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他们介入大众传播，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伊莱休·卡茨认为，成为一位意见领袖有三个要件：必须是价值的表达者；必须拥有专业能力；必须身处社交网的战略中心。 　　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微博大V薛蛮子粉丝众多，被人追捧，满口道德仁义，却暗自嫖娼、涉嫌聚众淫乱罪，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的典型。 　　而前不久秦火火、“立二拆四”网络大谣团伙也被擒。秦火火等被捕后，很多人方才知悉，有专门的网络推手公司以恶俗包装博得公众视线，推行所谓的“三情”营销理念，即情绪、情感、情欲，不惜突破法律的底线，以牟取利益。 　　意见领袖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传播过程当中。在信息传播中，信息输出不是全部直达普通受传者，有时只能先传达到其中一部分，而后再由这一部分人把讯息传递给他们周围的最普通的受众。有的讯息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本身作出解释、评价，并在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比如当年肯尼迪总统被刺这个震撼美国的消息，约有50%的人是他人传告的。可见，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意见领袖常常是追随者心目中价值的化身，是追随者所愿意追随和模仿的对象，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受到追随者们的格外重视。意见领袖还具有支配与引导等多重功能，而其最主要的效能，乃是对面临信息轰炸、思想灌输的无主见、存依赖的受传者在表明态度、采取行动、解脱矛盾时予以指点和调节。有时，意见领袖的意见不仅影响这些人说什么、看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而且还支配他们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和怎么想。 　　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91亿，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网民。随着互联网及其新应用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微博大V、网络推手或为了吸引眼球，或为了发泄不满，或为了谋求利益在网上造谣生事，每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被社会公众所厌恶。该不该监管意见领袖，答案已经毋庸置疑。 　　2013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社论：严惩网络大谣，净化网络环境。网络谣言制造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炮制虚假新闻，恶意诋毁公众人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人们在尽情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烦恼：虚假信息泛滥，网络谣言横飞，语言暴力盛行……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无意识的跟风污染着互联网世界。净化网络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如何监管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社会不是真空地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互联网法规也对惩治网络谣言作出了明确规定。要加强执法力度，就像政府花大力气加强食品卫生领域立法执法一样，在网络领域也需要用重典。 　　如何监管，要依法进行。政府应该利用经济调控、技术防范、行业自律等手段管理网站的发展，从源头上遏制谣言。监管可以大张旗鼓、也可以悄无声息，但要在不触犯法律的基础上有序进行，通过微博、微信、飞信等合法途径和方式进行关注，虽然会消耗更多人力、财力和物力，但为创建和谐社会付出必要的代价是值得的。不过，决不能像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公然违法，越权“监听”。 　　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达成了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的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要自觉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人“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 　　2013年3月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