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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裳先生一个甲子“旧书缘” 　　2012年9月7日在报上看到当代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于6日下午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不禁悲从中来。我与他相识于建国初期，结下了书缘情谊，书信往来一直延续至今年春节以后。虽然我先后任职文学山房、古旧书店、文育山房，但是我们两人之间对古籍的交流，却从未间断过，屈指算来已达六十个年头。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爱淘古书的老读者，承他不弃，在业务上也给了我诸多帮助，因此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一 　　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上海《文汇报》担任副刊主编，每逢星期天休假，就偕同夫人小雁来苏访书，我与他因此得以相识。他抓住中国古代典籍重新大聚散、大组合的时机，十分积极地淘沥旧书，举凡门庭冷落的书店和书摊从不放过。而且他很有先见之明，不但购藏全套，连明版僻书的残本，也兼收并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些残本书也已成为宝物了。我们彼此熟悉以后有了默契，我每有收到新书都留给他先看，待他看后再另行销售。 　　一次，藏家送来一部明代坊刊的《枝山先生柔情小集》，题“异香椽吏”著，共有“醉红”、“窥簾”等集四卷，我就写信向他请教。隔了两天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告诉我这书是明代苏州人祝允明所作，在黄虞稷《千倾堂书目》中有著录，名为《祝氏小集》，应有“金缕”、“醉红”、“窥簾”、“畅者”“掷果”、“拂弦”、“玉期”等七卷才完全。祝枝山是苏州人，以风流不羁传于里巷之间，又谱入弹词，与唐伯虎同为浪子典型，由来已久，“今观此小集，知非无因，所著《祝氏集畧》及《怀星堂集》尚有藏者，此为其佚著，亦可收”。我因此与物主协商以后提供给他。 　　还有一部明人王路辑、万历时刊本的《烟花小史》八种，虽然亦是残本，经他告知，却是人间孤本，可见其版本学识之广。由此，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敬佩。 　　他连续得到好书后，十分高兴，就不断给我写信，现择其一抄录如下：“澄波同志：又剪下邮票几枚寄奉。上月本拟去苏，因故未果。不知道近来收到什么书？有可见让者否？希随时见告，不胜感激！又，新文艺书之旧本、毛边书，如鲁迅等著作，也很想买一点。匆??祝冬安。黄裳。十二月七日。” 　　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时，受市文管会主任王言委托，留心苏州地方文献的收集。有一次在拜访黄裳先生时，得见一部苏州人戴冠所著《濯缨亭笔记》十卷，系嘉靖丁未（1547）无锡华察刊本，末有刻书跋。华察字子潜，号鸿山，生于明代弘治十年（1497），卒于万历二年（1574），系嘉靖五年进士，历任兵部郎中、翰林院修撰，曾出使朝鲜，劾罢，起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著有《岩居稿》、《翰苑集》、《皇华集》等传于世。此人即弹词《三笑姻缘》中所谓唐伯虎去卖身投靠之华太师（实际上华仅是太史），经查考唐寅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龄要比华察大27岁，故嘉靖二年（1523）唐寅逝世时，华察还没有考中进士。其次，华察的儿子名叔阳，官礼部主事，为太仓大文学家王世贞之婿，著有《华礼部集》八卷，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绝非庸才，可见弹词小说内容之无稽。因为此书是苏州地方文献，故一再同他协商，承于俯允收归。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闻讯后来苏购去，藏于该院，也可说是购得其所了。 　　“文革”前夕，文化上掀起了“反对厚古薄今”之风，由此引起书市萧条，此时间得黄裳先生情让到了一部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之侄范大澈的手稿本。书名是《史记摘丽》，全部十册，系明代白棉纸黑格精写，书上钤有范氏印记累累，十分古雅。据《甬上耆旧传》称：“初范钦归里，筑‘天一阁’以藏书，极浙江之盛，大澈数以借观，不时应，乃怫然。普通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价购之，凡得一种为‘天一阁’所未有者，辄具茗酒佳馔，迎范钦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钦取阅后默然而去。其嗜奇相尚如此。”此书收购以后，及时提供给了浙江图书馆作永久保藏。 　　1978年落实政策，我从下放地苏北阜宁回到苏州原单位（古旧书店）工作，黄裳先生也恢复来苏访书的习惯。他曾与我谈及“苏州有很多的藏书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这一类地方性文献资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由此，我得到了启发和鼓励。当他看到我在《苏州杂志》和《苏州文物》上发表的《古刻名钞经眼录》片段后，再次来信提出他的意见：“……尊著颇欲一观，此种小文已集有不少，似可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似可接受出版，不知尊意如何？”自此以后，我加快步伐撰写提要，终于获得出版行世。所以说，他对我的关爱我是感激并且终生不忘的。 　　三 　　在“文革”后期，上海图书馆落实政策，把当年从他家抄出去的古书发还。由于经历长达十年，黄裳家里房屋早已作了调整，一时难于容纳。他就写信告诉我，要我在一星期之内到他家里去，把他理出之书收购回来。 　　我们随后去了三个人，看书以后扎成二十五大包，其中大多数是清代康熙至道光时刊本的诗文集。在议价过程中，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