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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本土化发展创新基点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学开始步入黄金发展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大量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入中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新兴经济学、边缘经济学等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逐步认识、接受和运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学的传承性、传统性和政治性特点，在中外经济学交流、兼容和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学有没有必要以及如何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其中矛盾的焦点是关于本土化的思维方式和路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提出几点见解。 　　一、中国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切入点 　　1.研究思维的本土化。经济学本身的思维基础是本土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致用之学。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其研究思维都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理论导向和政策体系密切相关的，从斯密到李嘉图、穆勒、李斯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应该具有双重的内在逻辑性，是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的高度统一。因此，经济学的本土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以研究国情、国策和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点。 　　2.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传统的中国经济学比较倾向于使用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即说理，而西方经济学却偏重于说理与度量的结合，在主流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大量运用数理方法分析问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高度开放、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体系，将传统的理论分析与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3.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始终是以本土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先后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国情分析、阶段特征、空间布局等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概念。今后研究对象本土化的创新基点应该集中到运用更加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后的经济发展规律等方面。 　　4.体系结构的本土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学体系结构是仿照“苏联教科书”建立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体系结构基本上是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理、均衡结构改造而形成的。这种体系结构适应了处在过渡阶段的中国国情，但是仍然存在大量不合理、不科学、不务实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深化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根据非主流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等来补偿和完善体系结构。 　　5.研究要素的本土化。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度，由于国情、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的差异很大，决定了不同时期经济学研究的要素“群体”差异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情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要素不断丰富起来，如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建立、结构优化、效益原则、投入产出、收入差距、非均衡状态、梯度开发、产业转移等许多过去没有的概念开始被大量运用于政府决策咨询和纯理论研究。当然，这些要素大多数是“舶来品”，但是很实用，是中国国情与这些概念紧密结合的产物。这项工作今后仍然需要多做。 　　6.研究目标的本土化。研究目标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面对的核心问题，任何理论科学都需要服务于本国的发展，服务于现实的和长远的发展需要，这是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命脉”所在。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研究目标要聚集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如何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创新中国经济学、中国实施倍增计划的环境条件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新的融合点、中国经济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学流派等。 　　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创新方式 　　总结过去1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成绩斐然，但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还任重道远。当前就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创新方式来说，应该重点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开放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开放、开发和合作发展的意识，解决思维方式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问题。不能用敌对的、对立的和分割的观念看待本土化问题。二是本土基础。实施本土化战略必须以国情为基础、以服务国家为根本宗旨、以研究现实和长远发展问题为重点，坚持“学为中用”的原则。三是融合发展。考虑到我国传统经济学的诸多缺陷，经济学本土化的理论导向应该主要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以此改造提升传统经济学。四是理性导向。重点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并不是说要照搬照抄，或者在形式上模仿，而是主张学习、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内容，特别是均衡理论、政策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五是国际规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学的国际化，本土化不能与国际化对立，而要合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