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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到身体恐慌 　　摘要：今年我国爆发了H7N9禽流感，随着媒体新闻的不断报道，引发公众闻禽而色变，再次引发媒介恐慌。在中国，人们面对食品安全、医疗和儿童安全等重大公共突发新闻事件，总会引发媒介恐慌。媒介恐慌的背后又隐含了什么，是本文要探讨的关键。 　　关键词：H7N9；媒介恐慌；身体 　　什么是媒介恐慌？对此，浙大传媒学院传播学教授邵培仁认为，媒介恐慌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1]然而，媒介为何会产生恐慌，须回归到媒介和恐慌本身中去。英国政治、社会、心理学史评论员克里斯托弗·布克理查德·诺斯著的《谁在制造世界恐慌》一书中说，危险的源头必然事关普遍地影响社会大众的事物。然而，媒介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呢？邵静在《论在新闻把度中消解媒介恐慌》一文中指出，首先，恐慌的产生前提是社会恐慌事件；其次是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使得受众感受到了周遭的无形的压力，从而形成可怕的集体恐慌情绪。[2] 　　正如邵培仁教授所定义的，媒介新闻报道引发的社会恐慌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极有必要，文化学作为研究人的文化行为的科学，包括文化在社会中的文化的产生、文化的形态、动力、运行、价值、功能等问题。然而，就恐慌本身来说，它具有跨越阶级、性别、年龄沟壑的普遍性，同时往往不计证据，迅速传播。换言之，这种恐慌通常是非理性的，一旦人们认为一个结论符合自己已有的文化假设，便会信之不疑，把对某样事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3] 　　从媒介恐慌产生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每次恐慌事件的背后，人们都急需危机相关资讯和信息。作为一种需求，人们如若不是亲身经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会从媒体上寻求相关信息，了解事件的最新动态、采取必要措施，并以此确认和确保自身及社会的安全。然而，从2003的非典到2013年的H7N9疫情，十年的时间里，媒介的资讯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媒介信息与公众需求不符。特别是面临当今发达的网络和微博等新媒体，传统媒体???布的信息总是滞后，权威发布抑或是权威信息滞后，再到权威发布跟从发布谣言进而导致谣言滋生，进而引发媒介危机。长期以来，媒介信息与公众需求不符，导致矛盾越来越深，进而引发媒介恐慌。 　　从文化心理上来看，突发的新闻事件往往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和文化意义是人类创造的，但是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在人际传播中就会成为超越社会有机体和超越个体心理而存在的有意义的现象世界，它构成了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有意义的社会环境，基于这样的环境，人类恐慌的世界里，是人的身体在作怪，心理在作怪。社会学家格拉斯纳《恐慌文化：为什么美国人害怕不该害怕的事？》一书中，作者认为真正增加了的不是实际上的危险程度，而是我们对危险的感觉说的大概如此。 　　作为媒介本身来说，媒介是信息传送的介质。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视为媒体最基本的三项政治功能。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是传播活动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之一，该功能主要是通过媒体向公众及时提供准确和最新信息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里，媒介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简单工具，而是社会当中的重要机构和复杂组织，其具有双面性。麦克奎尔说：“媒介具有伤害社会（引发冲突和失序） 以及对社会有益的可能性（维持秩序和社会整合）。”[4]在加拿大学者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里，他认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引发受众对现实环境的误判。 　　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那里，他认为媒介即是信息，是人的延伸。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本身来说，媒介关注的信息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获得感觉上的某种比例或平衡来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某一时代的主要媒介能够带来这种特定的感觉，以此来影响人们知觉。就信息本身来说，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符号作为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在卡希尔那里，符号本身具备抽象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而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符号本身的意义在于人们不断建构意义。从媒介即是信息到媒介引发恐慌，可以说既是媒介传播过程中特有现象，也可归结到人类本身对信息符号的话语解构上来。 　　而对于媒介信息符号话语的解构，必须要回归到人的本身上来。事实上，在这场H7N9的危机中，人身体的问题渐渐暴露成为整个危机的中心。就这场流感来说，感染人数虽然少，但是传播范围广，死亡率一度高达33%，意味着感染上死亡的几率就特别大，随着疫情不断扩散和发展，疫情危险的话语渐渐影响患者及其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在这场危机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病患，于是人就慢慢变成了自保的动物。就人类本身来说，人类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由各种组织构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