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光阴里军工路.docVIP

似水光阴里军工路 　　这条路，很少有人提及。因为它的原住民太少了。一路上，都是一些往昔响当当的工厂。国棉十九厂、梅林罐头厂、上海电缆厂、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马路的东边，基本上呈“工厂列队江边排”状。这江，就是黄浦江，在军工路南端，也有人叫小黄浦，因为江水在这里被一座小小的复兴岛挤压得细窄而毫无气势。然而在这队列中却又很突兀地嵌进了两所大学，一些教师和他们的家属便成了很稀有的居民，生活在了这一片工厂区中。马路的西边，隔着一条小河，也略有些住民，大都住在简陋的私房里，猜想是从旧社会的滚地龙演变而来的。而西边大部分的开阔地，栽着四季的蔬菜，隶属当时的五角场公社长白大队，一派乡村景色。因为不成气候，这里的居民生活不太方便，到市区说是去上海，肤色也比市中心居民略深几分。 　　军工路曾是一条如同路名一样人间烟火稀薄的马路，蜿蜒在城市的边缘。它有一些特殊的词语为外人所不知，也许，以名词解释的形式更便于展现发生在此的生活场景及其历史背景。 　　一院 　　俗称一院的是上海水产学院（现已改名上海海洋大学）。解放前夕，父亲从育才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取了国立乍浦高等水产职业学校。毕业时已是新中国最需要干部的时代。他被分配去了温州，享受革命队伍的供给制待遇。那时的温州不过是个贫穷的小城，被疟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那时他不过是20岁出头的小伙）一心只想回到上海那个挤满七个兄弟姐妹的家。直到1950年代末，托了调干生政策的福，他突击复习3个月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终于回到家乡。毕业时又面临离乡背井的可能，也是凑巧，他们这届唯一一个留沪机会便是水产学院需要一个外语教师，父亲成了无可争辩的最佳人选，唯有他既懂外语，又熟悉水产专业。追溯我父亲早年的生活经历，也就是为了让人了解水产学院的来历，它们因着某种机缘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成立于1952年的上海水产学院是由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国立乍浦高等水产职业学校和江苏省立崇明水产学校合并而成的，这里有父亲早已熟识的许多乍浦旧识，包括他的一些同学老师和当年的“乍浦一枝花”。每日里进出这所位于军工路（军工路334号）的大学校门，父亲以为他的生活从此稳定了便放心地结婚生女。谁知仍未能逃脱独在异乡的命运。1972年，学校整体被迁往厦门集美——一个美丽的渔村。 　　军工路的人是把这所学校叫做一院的。和所有高校一样，学校中央矗立着一座毛主席像，旁边有幢5层高的教学楼，这是当时校园里的最高建筑，“文革”时方便了一些人从它的顶端纵身完成人生最后一跃。一院里面还有两幢家属楼，其中一幢人称教授楼，住着我国著名鱼类学家一级教授朱元鼎。他的外孙与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当听说他外公每月工资360元时，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用得完呀，比毛主席还多！ 　　我是那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了。本是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5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5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人代买洗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会泛上一种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的“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着商量换房的事。学校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常望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