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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思中国观念 　　美国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是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他于1854年来到中国，在浙江宁波、山东登州、烟台等地区传教。他的著作有《中国和中国人》、《天路指南》、《神道总论》等。他的妻子为他写有传记《在华四十年：倪维思生平》。《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反映了他的中国观念，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共二十八章，外有两篇附录。前两章，作者总论中华帝国的概貌、中国及居民概貌。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孔子及其学说、科举考试和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的体制。第六章至第十三章，作者用了整整八章的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内容涉及佛教、道教、国家宗教仪式、中国各种宗教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占卜等。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分别论述中国的语言、慈善机构、社会风俗、节日和娱乐、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自第二十章起至第二十五章，写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交往，以及传教生活、传教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本土基督徒和询问者、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第二十六章写太平军叛乱。第二十七章写中华帝国的现状和未来。第二十八为结论。根据本书内容与结构可以看出——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旨在对中国和中国人作一概括性介绍，而不是要对某些专题进行深入探讨，但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和精神需求、传教士工作的性质和效果将是本书特别关注的问题”。① 　　在身为传教士的倪维思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中专门提到中国人和中国（秦国）。对中国人将中国自称为“天朝”，倪维思认为该词表明中国人特有的观念，即帝国是由来自上天的权力所建立的。 　　他对中华帝国面积的描述，非常直接地创造了一个面积庞大的帝国形象。倪维思通过将当时的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比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西方国家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大致认识”②。在倪维思的中国观念中，当时的中华帝国除了十八行省或中国本部外，还包括了满洲、蒙古、准噶尔、东突厥、库库诺尔和西藏。他是这样描述的：“中华帝国的周边共约一万二千英里，总面积约为五百万平方英里。若不把合众国最近占有的原属俄国的领地计算在内，帝国面积几乎相当于他的两倍”。③倪维思同时写道，“在不加以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当我们提及中国时，一般就专门指集中帝国大量人口、财富以及智慧的十八行省”④。倪维思明确指出西藏等地区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其“一般性”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核心地区或叫“中国本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的联想。这种联想的强化，对于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形成不无影响，尽管从文字本身来看，倪维思本人似乎没有刻意制造这一问题的动机。对“中国本部”和西藏等地区的差异的联想的强化，并不是倪维思一人造成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 　　倪维思描述的中国概貌，除了面积巨大之外，还具有人口众多且人口密度巨大的特征。他提到181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十八行省的人口估计多达三亿六千万”⑤，“中国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大约三百人”⑥，“当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肥沃的国土，能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⑦。这仿佛是一个中国“神话”，曾被许多西方作家反复书写，此后还继续被反复书写着。倪维思还记述了宁波附近十九个相邻城市的情况，提到一个城市居民是三十万，十个城市是五至十万，八个城市是一至二万，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约六万；绍兴的居民有八十万，杭州则有一百万。他估算了当时中国城市总人口为六千八百万，中国总人口近四亿，由此说明当时的人口普查是与事实相吻合的。在这样的描述基础上，他又描述了一个中国印象：“这个国家人口负担过重，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会发现自己挤在人群之中”⑧。在倪维思的著作中，中华帝国人口众多、喧闹忙碌的中国形象通过对一大堆数字的说明，再加上一些直观的印象的描述，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在倪维思看来，是安定和自足的，人民勤劳肯干而且幸福知足。倪维思对中国及其居民概貌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关于北方的介绍较少。这与他主要在南方进行传教活动不无关系。他以细腻的笔触，介绍了中国的交通、街道、运河、船只、肩舆或轿子、驮兽、物产（茶叶、果蔬等）、农具、肥料、建筑、城市中的防火墙、取暖、中国人的职业（手艺人和生意人等）。他非常具体地写到中国运河的长度、宽度，写到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城市里的街道宽度，还介绍了中国各地不同的船及其划船的工具（橹、大奖或桨）。对于“乌篷船”的介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对于轿夫及其工作的描写，使中国这种特有的交通方式相对西方而言极富异域色彩。但是，就倪维思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而言，并没有太多奇怪之处，相反，甚至给人以现代国家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在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上，你会看到人们穿着讲究，举止文雅。中国人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