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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语言文字政策与多语种出版繁盛 　　摘要 元代形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最为繁荣的多语种出版格局，在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而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出版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在元代，与元代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畏兀儿字的推行、八思巴字的推广和“国字副之”的语言政策的颁布实施，共同促进了元代多语种出版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 元代 出版 语言政策 　　许晋，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姜德军，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系2011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元文化体系下元代族群的语言竞争与选择”（2011C074）、200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文史哲基地项目“蒙汉语言接触研究”的中期成果及内蒙古大学“语言与民族文化”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NSJY0912）。 　　元朝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原后，建立了大元王朝，他们面临着多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共存的局面。为巩固在中原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对新王朝的社会通用语言文字进行确定，对不同族群的语言地位进行规划，并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与语言法规。这些政策和法规，对中央政府引导和协调各族群间的语言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出版史的角度看，这些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的确立，也对整个元代的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最繁荣的多语种出版格局。 　　多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元代出版业，在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而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出版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在元代，与其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畏兀儿字的推行与畏兀儿蒙古字图书的繁盛 　　蒙古统治者最早的语言政策是成吉思汗确立的。他命塔塔统阿教授太子畏兀儿字，首次确立了畏兀儿蒙古字的官方语言地位。蒙古先民本无文字，蒙古国建立后，虽曾使用文字，但多借自其他民族，“行之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行之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则用汉字”。[1]1204年，铁木真在征服乃蛮部落的战争中，俘获了乃蛮太阳汗的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生性聪慧，??通畏兀儿文字，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于是成吉思汗“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2]蒙古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以畏兀儿字书国言”也成为蒙古族群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地实施的语言文字政策，蒙古族群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有元一代，畏兀儿蒙古字长期通行于国内，畏兀儿蒙古字成为元代出版史上极为重要的出版语言，被广泛用来撰写本民族历史、文学作品或译写其他民族典籍。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用本民族语写成的官修历史著作，其原始版本就是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的。此外《金册》（蒙古书名为《阿拉坦脱必赤颜》）、《白史》（蒙古书名为《查罕图克》）、《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用该种语言写成。此外，被译为畏兀儿蒙古字的佛教史籍也特别多，如《佛说十二颂》《大涅槃经》《楞严经》《乾陀般若经》《不可思议禅观经》等。 　　二、八思巴字的推行与八思巴字图书的繁盛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 尊八思巴为国师， 忽必烈交给八思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以诏书的形式正式颁行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八思巴新制的蒙古字由此成为官方法定的文字，后世称之为“元国字”或“元国书”。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十一帝都强制推行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规定省、部、台、院的官方用语必须是八思巴字，例如宣诏的时候，“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3]还设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及各路教习诸生学习八思巴字，任命专门官员负责推广新字。在元代，通晓八思巴字的人普遍受到统治者赏识，这进一步促进了国语的推广，如“（刘敏）习国语，阅二岁，能通诸部语，帝嘉之，赐名玉出干，出入禁闼，初为奉御”。[4]而“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5]的政策更是强化了八思巴字的唯一合法地位。 　　八思巴字作为元代官方文字应用了80余年，对元代书籍的出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为配合推行八思巴文字，政府组织人力编写八思巴字识字课本。成宗元贞元年（1259），《蒙古字韵》《蒙古韵编》《华夏同音》《百家姓蒙古文》等书相继问世，其中《百家姓蒙古文》《蒙古字韵》都是当时的识字课本，是八思巴字和汉文对照的双语课本，在元代的发行量很大。其次，设立学校，推行用“国语”课本教学的语言政策，促使大量八思巴字教材问世。如忽必烈屡次下令将治世安邦的历史典籍和有益于修身治国的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新字，《元史》记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兒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6]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和运用八思巴文字。元代用八思巴字译写的汉文典籍主要有《通鉴节要》《孝经》《孟子》